【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

孫立平：用公平正義打破轉型陷阱

http://www.CRNTT.com   2012-03-01 08:50:27

重建社會公平正義 　　問：在當前的利益格局和體制背景下，我們寄希望於社會的成長壯大能夠形成一種博弈力量，但現實是，社會結構的定型阻礙了其活力的產生，並且形成了階層對立感，您怎麼看待這一問題？ 　　孫立平：從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開始，貧富的問題就開始逐步凸顯。但在那個時候，所謂的貧富處於不斷變化中，誰是窮人誰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時至今日，情形已經完全不同。在過去的10幾年間，貧富的問題已經開始落實到人頭上，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已經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發生變化了。一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變地位越來越難，就是下一代要改變都已經越來越不容易。於是，就有了種種“二代”的說法，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體制內二代、體制外二代等等。這個過程就是社會結構定型化的過程。 　　進一步說，社會結構不但在定型化，而且開始再生產，這種定型下來的社會結構我們稱之為斷裂社會。一個逐步定型下來的斷裂社會所形成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於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回首1980年代，那時整個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而現在，社會的氛圍變得日益壓抑和沉悶，這與結構定型，與門檻加高是不無關係的。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仇富”與“嫌貧”的意識不僅僅是源於貧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於貧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在1980年代，不同的群體對自己的狀況都有滿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滿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普遍的不平衡感。現在看來，這其實是一種比較正常和健康的社會心態，也是一個社會的彈性之所在。而現在，在一部分群體中，尤其是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形成的則是一種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問：在過去的幾年中社會矛盾和衝突頻發，官民、勞資、族群之間都出現過對峙的狀況，您如何看待例如烏坎事件這樣的社會現象？ 　　孫立平：烏坎問題實際上就是中國問題的縮影。烏坎實驗的意義就在於，看我們能不能同時實現兩個目標：民眾具有表達自己利益和進行博弈的權利，社會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穩定的能力。而這恰恰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兩個症結。這個實驗中，包含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邏輯。這個比包產到戶那次更難，因此也就更有意義。如果成功，我們有可能找到新路，如果失敗，將是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打擊。 　　烏坎選舉的意義在哪裡？有人說不要誇大烏坎選舉的意義，因為類似的選舉其實早就存在，甚至還有做得比這個更好的。如果就選舉本身來說，我同意這個看法。但我想，如果將這次選舉放到整個事件的鏈條中去看，意義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和那些風平浪靜中的選舉相比。這個鏈條是：由於某一事由發生了牽扯到官民關係的劇烈社會矛盾，經過一段雙方的試探和博弈，最終選擇了一種用理性和妥協解決矛盾的方式，用選舉這種民主的方式形成一個制度性的構架，促使矛盾從可能的惡性循環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環，同時滿足民眾表達爭取利益權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雙重需求。這一過程包含了中國政治的一些基本邏輯，論證了在較為嚴峻情況下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具有促進中國社會走向民主化和社會長治久安的潛力。 　　問：“頂層設計”在“十二五”當中被進一步強調，在您看來，“頂層設計”應該如何突破轉型陷阱、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孫立平：改革陷入困境，不僅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於在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團敗壞了改革的名聲，使得改革在民眾中失去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是很困難的。即使是頂層設計的改革，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也很難推進、實施。 　　現在都在說改革和革命賽跑，但不是什麼樣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賽跑，只有以公平正義為宗旨的改革才能與革命賽跑。因為革命的動力就是實現公平正義。如何以公平正義來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所需要的，並不深奧、複雜，而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勇氣。多少年來，罩在改革頭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義，就是對不公平、不正義的默認，是一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學，過於講究策略的圓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對實質性問題的勇氣的體制性拘謹。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衝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困境的勇氣。執政大國，智慧、謹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國，勇氣和魄力顯然要比智慧更為重要。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