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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領袖：領導變化會影響到我們命運

http://www.CRNTT.com   2012-04-02 08:41:37

不久風暴就刮到我家。我祖父是城市貧民，成分沒什麼問題；但外公家比較富裕。外公去世很早，外婆一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她是家庭婦女，所以多年無所謂成分可言，“文革”開始後，到處劃成分。一個堂舅來信說，在我外祖母名下有二畝墳田。我父親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一接到信，慌忙到同住一院的機關領導家里匯報，問是否要把外祖母趕回原籍。還好那位領導的妻子是一個善良婦女，她從旁攔住：二畝田算什麼地主？老太太都80多歲了，趕回去不被紅衛兵打死，路上也難保性命。外婆沒走，也就沒事。虛驚一場，後來還活到90歲，得以善終。我母親現在說起那位領導的妻子，直誇她真是好人。 　　接著，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正趕上一個中專學校的紅衛兵來我們這片宿舍抄家，院里不知誰看我家不順眼，唆使紅衛兵闖進我家翻起來。家里人都慌了神。還好父親的機關聞訊，趕來證明我家既不是當權派，也沒有歷史問題。紅衛兵又把已經裝了車要抄走的東西送回來。我父親為了表示支持紅衛兵革命，只好主動把一些有“封資修”嫌疑的東西讓紅衛兵拿走，其中有我姨的兩件首飾，是前些時她害怕抄家，存在我家里的。 　　說到我這個姨，是我家在北京唯一的親戚，她和我母親是姨表姐妹。50年代初從上海調到中國外文書店工作。由我母親做媒，和一個電氣工程師結了婚。姨夫姓張，我小時候見過，沒有別的印象，只記得他在家里裝的吊燈很特別。後來，他就被抓走了，也不知道是勞改還是勞教。我姨原先一直守著，直到“文革”前，壓力越來越大，只好和他離婚，一個人搬進了書店的單身宿舍。後來才知道，姨夫其實什麼問題也沒有，就是因為他母親是日本人，便受到無端懷疑，先抓起來，後找罪名，反革命夠不上，就打成壞分子，一關就是多少年。放出來之後，家也沒了，最後死在福利院。我姨聽說後，大哭了一場，說這一輩子對不起他。 　　我母親又總是說，對不住她這位表姐。過去是後悔不該給她做媒，現在是後悔不該把她的首飾交出去。可這些悲劇，當時我根本不理解。心里最盼望的就是，怎麼得到去革別人的命的資格。後來破四舊的風暴過去了，就開始了大串聯。我和兩個同學從北京到武漢、桂林、湛江、廣州、井岡山轉了一圈。 　　到了1967年，學生們大多串聯歸來，學校通知要複課鬧革命。先是進駐了一批通信兵司令部的幹部，主持軍訓，後來又進駐了工宣隊。同學當中，也出了不同的思潮和組織。同班的劉洪生、周紹元、陳小文、張光明四個同學已經開始對當時的主流路線發生懷疑，由中央“文革”小組而林彪，最後幹脆懷疑到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當時他們成立了一個小組織，寫了文章，直到把教室里的毛澤東像貼上房頂，終於東窗事發，被抄家逮捕。我當時思想很正統，支配頭腦的是摻著宗派情緒的愚忠。因為自己參加的組織和這幾個同學的組織有摩擦，所以寫了長達萬言的批判文章，批判這幾個同學的“反動思想”。當時文章是怎麼寫的已經想不起來了，反正是刻意模仿戚本禹、姚文元那種大帽子唬人，以勢壓人的筆法和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霸道邏輯，感覺是這下子總算是走上革命前線。現在想起來，既十分內疚，又可悲可笑。那幾個同學其實是最早的反抗者，被關押了半年多，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才放出來上山下鄉。 追溯紅衛兵的歷史 　　“文革”年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登峰造極的年代。對於老三屆這一代人來說，絕大多數當時在個人崇拜的社會心理氛圍當中都隨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當了階級鬥爭的工具，批過人，整過人，甚至打過人。這當然值得反思。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回避這段歷史。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當過群眾組織的頭頭，後來又受到一種非歷史態度的對待，在個人發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礙，他們當然希望盡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開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紅衛兵，過去總愛吹噓自己當年如何過五關、斬六將，現在又強調自己受迫害、走麥城。他們按照不同時期的要求不斷改變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這是為著在今天獲得更加有利的社會地位。這些情況的出現都不足為奇。還有一些老三屆感到委曲，覺得輿論對他們不公正。的確，這一代人，在“文革”發生的年代還是不到20歲的青年，他們既不是“文革”的發動者，也不是“文革”的決策者。“文革”的真正發動者和決策者是老人家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筆下，“文革”往往被簡化為紅衛兵的暴行。從現象上看，也許這不無根據，但從實質看，這就放過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風雲一時，說到底，他們不過是充當高層執政者的工具而已。“青春無悔”的聲音，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能正是對某種不公正的輿論的情緒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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