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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須力戒“專業問題政治化”

http://www.CRNTT.com   2012-07-14 09:20:07

筆者曾在很多場合總結過今天中國正在經歷的三個轉型：一是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二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三是從封閉的社會向日益開放的公民社會的轉型。就第一個轉型而言，人類歷史上的許多國家都已有過經驗，筆者去年在《轉型的中國須扎扎實實研究歐洲》一文中已有闡述。 　　其間，德國從1870年到1914年的經驗尤其值得研究。當時，德國也正處於工業化後二、三十年間進入城市化的階段，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其時，德國剛剛統一，各種內外壓力也持續而來。再加上當時正是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方興未艾的時期，用今天中國的政治語言來說，這是“敵對勢力利用轉型期的矛盾興風作浪”。因此，當時的德國首相俾斯麥承受的壓力，絲毫不亞於今天北京中南海裡的人們。 　　然而，前些年凡是從中國到德國考察的人們，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產生在德國，但最終卻沒有在德國取得成功？其間的奧妙就在於：俾斯麥執政的二十年間，既以政治的手段對待意識形態對手，同時更以專業的手法改善德國本身的社會問題，一系列今天在德國和歐洲行之有效的社會保險、企業勞資談判機制和社會自治措施，都是在那個時代建立起來的。所以，馬克思雖然為自早期資本主義開出了“藥方”，但作為“敵對勢力”，馬克思的“藥方”去並沒能在他的祖國開花結果，其背後俾斯麥的二十年可謂“功不可沒”。因此，撇除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分歧，僅就事物的專業層面而言，俾斯麥的二十年在消除因轉型而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尤其是防止其“為敵對勢力利用”方面，值得今天中國的當政者好好研究。 　 研究轉型邏輯，回歸專業本身 　　這就是筆者提出的觀點，今天的中國，需要倡導“政治問題專業化”，而要防止“專業問題政治化”。一個原本看上去似乎十分複雜的政治問題，其實拆解開來看，是一個很複雜的專業問題。只要把專業問題的邏輯理清了，政治上的紛擾也就消解了一大半；但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對專業問題展開研究，或者當專業上無法提供解釋和方案時，便只能訴諸政治情緒了。 　　當然，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就經濟和政治體制轉型而言，要較當年的德國複雜很多；但畢竟就所謂“敵對勢力”而言，今天的中國遠沒有形成一股直接針對體制和政權的意識形態力量，這與當年俾斯麥所承受的政治壓力，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國在安全領域裡的維穩以及在輿論領域裡的收緊，是典型的“專業問題政治化”的做法。從表面上看，中國今天面臨的社會穩定問題確實很嚴重，但分解開來看，這些問題中的絕大多數都來自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兩大類問題：一、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市場－政府－社會－法治”四位一體的關係沒有理順，尤其是政府高度介入市場所導致的腐敗和貧富不均現象，成為社會情緒失控的主要來源；二、在由原來封閉社會向開放的公民社會轉型過程中，忽略了對公民權利的尊重，也忽略了對社會的培育和信任。 　　上述兩大類問題中，第一類問題來源於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偏差。很長時間內，人們一直將市場經濟誤讀為市場化了的經濟形態。因此，中國市場經濟前些年存在著嚴重的迷信市場化的偏差，對此一些主流經濟學家難咎其責。這些學者早年學的都是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深知其弊端，但卻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盲目迷信“市場化能解決一切”，並因此而影響了高層，由此嚴重忽視了政府須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功能。今天政府公共服務產品和角色缺位皆源於此。 　　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形態又絕非成熟的市場經濟，而是從計劃經濟脫胎而來，需認真轉型的“怪胎”，其特點是政府依然強勢主導。迷信市場化導致政府角色嚴重缺位，而“怪胎型”市場經濟又導致政府角色嚴重越位。缺位的是政府應該承擔的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功能，而越位的則是政府應該退出的對市場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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