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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望:為俞平伯平反的前前後後 | |
http://www.CRNTT.com 2013-04-05 10:58:03 |
胡繩院長是在會議召開前幾天才知曉此事。事出突然,令胡繩很感震驚,為俞平伯召開慶祝會,必然要觸及毛澤東對俞平伯的評價,他責問劉再複,“這是毛主席定的案”,“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嗎”。胡繩要求立即向中宣部報告,請求同意。最終,這次紀念會得到批准,順利召開,胡繩也到會講話。從事情經過分析,胡繩就會議問題曾請示上峰,但是,具體的過程,以及相關主管領導有何反應,尚缺更多資料以資說明。1994年出版的胡繩著《先賢與故友》一書,收入《慶賀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一文,即他在那次會議上的講話全文。在此文末尾,胡繩特別注明,“胡喬木同志審閱過這篇講話稿”。胡喬木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宣傳工作。可見,為俞平伯召開紀念會,以及這次會議怎樣開,均已獲取高層領導首肯。因此,這個慶祝會,其規格某種程度上已逾越文學研究所甚至中國社科院的範圍,具有替中央表態的意味。可能正因為如此,胡繩的講話雖然簡短,但調子卻極高,除了明確表示“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還進一步強調,關於紅學方面的不同意見,“只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按照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人民民主專政原則,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學術問題不需要,也不應該做出任何‘裁決’”。這些語氣相當肯定的表述,否定了1954年對俞平伯的批判,還俞先生以道義和學術上的公道。這次紀念會,卻是一次平反大會。 事實上,為俞平伯平反,尚有後續行動。紀念會落幕,僅隔一月,《光明日報》發表專訪俞平伯的文章,《佳氣神州一望中》。這篇文章稱讚俞先生是追求進步的愛國主義學者,在專訪中,俞平伯再度暢談《紅樓夢》。對熟知內情的人而言,這是不同尋常的事情。1954年之後,俞先生決口不談《紅樓夢》,經過“文革”,更是心有餘悸,不願發表新的《紅樓夢》題材文章。紅學家鄧雲鄉在八十年代多次向俞先生請教,不過,在交談中,俞先生很少談及《紅樓夢》,鄧雲鄉的《紅樓識小錄》出版,請俞先生賜序,得到的回應是,“小序以愚自六六年後,迄未寫作關於此書文字,其發表者皆僅存之舊稿或小詩詞,未便破例,希見諒”。另據黃裳先生披露,俞先生曾寫有論述吳偉業《圓圓曲》文章,但俞先生認為“以論點含糊,不敢示友,況付刊乎”,黃昌先生認為,“推想也還是怕引起麻煩,其實談三百年前事與當前政治有何關涉,在這里不能不感到十年動亂留下的影響之深”。俞先生向黃裳提及《圓圓曲》,是在1985年6月,僅過半年,一貫謹慎小心的俞先生就在影響力很大的《光明日報》上公開談紅,其中的政治宣示意味,大家都能感受到。也是在1986年,俞先生赴香港訪問交流。 至於那次紀念會的具體內容,讀者所知甚少。劉再複也沒有詳細介紹,僅說氣氛熱烈,到散會時更是“群情興奮”,與會者都紛紛上前向俞先生道賀、照相,錢鍾書先生主動走上前來,對劉耳語,“會開得很好,你做得太對了”。但是,俞先生的外孫韋柰則認為,會議“調子很低,規模不大,連家屬人數都要删減。各報沒有什麼報道。外公回家後不說,不是很興奮”。通讀這段文字多遍,不知“不說”二字是否為“不悅”。韋柰的感受,與劉再複差異較大,可能也反映出某些實情,俞先生多年來心情一直較為壓抑,此番直面1954年問題,心情難以平靜,沒有顯出興奮之情,也是情理中事。 總體來看,這次紀念會,雖小經波折,終於成功召開,並有良好影響,回想其中的經過緣由,不能不指出,這是一次舉重若輕的會議。 俞平伯先生1990年10月15日病逝,韋柰回憶,“喪事仍然很低調”,“我跟單位說,要不要把消息告訴中央電視台一下,對方說不要”。韋柰的回憶不夠全面,當其時,新華社發了電稿,《北京日報》等媒體予以報道,俞先生的老同事、著名學者吳曉鈴先生就是從《北京日報》上得悉噩耗,曉鈴先生認為,“現在,在政治上和學術上,他都獲得了正確的評價”,“晚年福壽同歸”。不難看出,1986年的紀念會,確實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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