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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伍”的魯迅

http://www.CRNTT.com   2013-09-16 14:30:15  


 
  吳中傑:我以為這六個人的遭遇,可以代表堅持魯迅文學路線者的歷史命運,所以選擇他們作《魯迅後傳》的主角。

  時代周報:蕭軍獨立不羈的個性,你認為從哪些細節中反映出來?他的命運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什麼典型意義?

  吳中傑:在強調文藝要服從政治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敢於提出作家要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批判王實味的大會上,他敢於發表不同的意見;在遭到眾人圍攻時,他敢於站出來辯論、對抗。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國作家都有這種精神,中國文學也就會是另一番面貌了。

  時代周報: “胡風事件”作為影響日後中國文化的重要事件,你認為發生的原因何在?

  吳中傑:主要是由於缺乏民主與法制。作家應該有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在文藝思想上強求一律;何謂“反革命”,應該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所謂“罪證”,應該允許法庭辯論,不能由領導說了算。“胡風事件”的出現,說明當時中國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扼殺了文化上的生機。

  時代周報:馮雪峰與周揚的矛盾,個人的因素重要嗎?還是有什麼外因?對整個文壇產生了什麼影響?

  吳中傑:馮雪峰與周揚的矛盾,有個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還是文藝路線上的分歧。馮雪峰走的是魯迅所開辟的現實主義文學路線,強調敢於直面人生,敢於正視現實,反對按照政策來寫作品,因為政策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生活本身;周揚則強調文藝服從政治,提倡文藝寫政策,只從政策的角度來要求文藝作品。這是他們的根本分歧,也是問題的實質所在。在當時的形勢下,馮雪峰是必然要遭到批判的,但這樣一來,文藝也就變成了政治的工具,路子愈走愈狹。

  時代周報:黃源一生在文藝與政治的夾弄中,能否堅持早年的信念?

  吳中傑:黃源由於多年來受到部隊文化工作的熏陶,他還是想用文藝來適應和服從政治需要的,他只是想保持一些文藝的特色,使之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現實中,就是這一點也不允許,所以他在文藝與政治的夾弄中落馬了。

  時代周報:巴金在1949年以後17年的創作生涯,經歷了什麼樣的掙扎?晚年為什麼提倡“講真話”?

  吳中傑:1949年以後,巴金一面想適應新的政治要求,努力改造自己,一面又想使自己的創作保持一點文藝的特色,想反映一點真實的情況。這樣,他就進行了苦苦的掙扎,結果還是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而不斷受到批判。也就是在不斷的批判中,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他終於省悟了,在思想上擺脫了桎梏,而重新提出了“講真話”的口號。這其實是五四新文學的基本精神,是魯迅早就提出過的,但後來在“文藝必須服從政治”的要求下被淹沒了。巴金在“文革”以後重新提出這個口號來,還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時代周報:寫完《魯迅的抬棺人—魯迅後傳》,你如何反思書中這“六條漢子”在歷史漩渦中的命運?

  吳中傑:他們的悲慘遭遇,實在並非偶然。因為魯迅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品格,反對“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提倡文學的真實性和批判性,反對“瞞和騙”的文藝;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卻絕不屈從於政治。這幾位抬棺人沿著魯迅的道路前進,繼承他的文學事業,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呢?

  時代周報:魯迅身後引起的思考與爭議從未停息,你認為魯迅精神在當代還有什麼價值?

  吳中傑:在現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多的還是隨大流的人物,因此,正需要魯迅所倡導的獨立精神,需要他的思想深度。這就是魯迅精神的當代意義。

  (2011-07-21 02:41:30| 時代周報 | 139期 | 記者 李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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