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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垚談卞仲耘之死：我沒有忘記歷史

http://www.CRNTT.com   2014-03-15 11:11:49

凶手到底是誰？ 　　到底誰是毆打卞仲耘的凶手？誰發起了那次致她死亡的揪鬥？ 　　暴行發生在光天化日下，有眾多目擊者。要弄清這個問題，人證無疑是不缺乏的。 　　然而，劉進牽頭的調查進行了八年，總訪談人數達到上百人，卻沒有在調查報告裡揭示這個答案。 　　於是，道歉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她們越道歉，越像在為自己“洗白”。越是大聲呼籲勿忘校長之死，越得不到“苦主”的諒解。 　　用一位“文革”研究者的話講，這是她們與王晶垚關係的一個死結：你總說你不是凶手，那凶手到底是誰？ 　　早在1967年，女附中前任學生會主席王南芬就對“八五”進行過調查。她同樣沒有公布那些學生的姓名，但結論與劉進是一致的：高一（3）班發起了這次揪鬥，高一和初二的一些學生在毆打卞仲耘時表現突出。 　　這一信息的流出首先在幾個人內部引起一陣爭吵。劉進不同意公布，想要“等她們自己站出來”；但馮敬蘭和葉維麗強烈堅持，起碼要有最低限度的公布。“我們必須對她們有譴責。不能黑鍋宋彬彬背上，你們就可以躲在生活裡，好好過自己的日子，那不行。”馮敬蘭說。 　　最早描寫揪鬥發生場面的，是王友琴那篇寫於1988年的《女性的野蠻》：“……一天（1966年8月5日）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裡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王友琴正是高一（3）班的學生。 　　劉進對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她訪談的另外幾位該班學生都證實了這一場景。 　　校長死的當天夜裡，劉進和宋彬彬去找北京市委匯報此事。在第二天北京市委的《每日快報》中記載了她們匯報的內容：“8月5日下午，高一三班和其他班一些幹部子弟，鬥爭黨組織書記卞仲耘等5名有問題的領導幹部，5人被學生毆打，有的學生還用纏鐵絲的木棒打，卞仲耘受傷較重，送醫院搶救無效已死。” 　　高一（3）班是個很普通的班。它並不是一個處於學校權力核心的班級，沒有任何一人進入劉進擔任主席的“學生代表會”。可就是這樣一個班級，那一天卻成為暴行的發動機。 　　“分崩離析”，原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如此形容這個班的同學關係。她也是這個班的學生，“八五”那天沒在學校。第二天她回來，發現班裡的氣氛出奇地冷漠。 　　楊團在女附中就讀6年，換過兩次班級，感情很深。多年來，她參加過多次返校日一類的校友活動。別的班級來的人都很多，唯獨高一（3）班從來見不到幾個人。畢業之後，這個班級沒有辦過任何方式的校友聚會活動。大家就此各奔東西。 　　一個相關數據是：在實驗中學的校友錄網頁上，高一（3）班56人，只有包括楊團在內的5個人登錄過班級校友錄。而劉進宋彬彬所在的高三（3）班42人全部登錄過。 　　“八五”當天，一起遭受毆打的還有副校長胡志濤等另外四位校領導。胡志濤稱之為“群眾運動的偏差”。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會上，胡志濤的女兒受邀到場。她在接受劉進訪談時回憶：自己多次問過母親，為什麼不要求追究那些學生的責任？母親回答：學生們畢竟還是孩子。“文革”這麼大的事，組織上要負責任。 　　胡志濤的兒子回憶，1980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種人”時，公安局曾經找到胡志濤調查。胡志濤問：你們能保證追究到我說的每一個人嗎？如果不能保證，我就不說。 　　“他對我說，實際上公安局已經鎖定了具體人。但他母親擔心如果追究起來會有替罪羊頂罪。” 2005年與劉自立一起調查“八五”的徐曉對南周記者回憶。她當時對此話的理解是，“文革”以後，有些學生的父親已經身居高位了。這時候，如果追究責任，就很容易抓兩個平民出身的子弟當替罪羊。 　　“我總說：女附中最大的失敗，就是居然沒有一個人說出打死校長的那些人是誰。”王冀豫評論。他妻子也畢業於女中。一提到卞仲耘，他就變得激憤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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