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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士紳”潰滅：鄉村暴力沒了減震器

http://www.CRNTT.com   2014-04-20 08:55:08

國民黨在鄉間恢復士紳秩序的失敗，標誌著科舉崩潰後遺症的持續發酵。從清中葉起，經過太平軍、拈黨、紅巾軍、紅槍會、各式軍閥、國共黨爭等各派勢力的反覆裹脅衝擊，“士紳 ”最終淪為人見人欺的弱勢群體。毛澤東當年就浪漫地宣告：“農民在鄉裡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美夢。”接著即有如下挖宗族牆腳的名言：正因為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 ”，所以 “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 ”。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列舉出農民運動要舉辦的十四件大事，其中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這與他年輕時想法很不一樣。毛澤東念書時十分崇拜曾國藩，說過 “獨服曾文正 ”這樣的話，曾氏作為湖南鄉賢紳士，幾乎靠一人之力阻擊太平軍北上，挽救了搖搖欲墜的大清江山。同為湖南人的毛澤東成為 “曾粉 ”再正常不過。可多年以後，毛澤東在農村嚴厲打擊的對象正是 “曾國藩 ”這樣的士紳大戶。在毛澤東的眼中，曾國藩完全不是保境安民的道德偶像，而是虐殺民眾的 “曾剃頭 ”，只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面對太平“邪教 ”，曾國藩堅守儒教立場的英雄形象瞬間泯滅消失。 　　“五四”青年的轉向與啟蒙思想的崩解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到底在哪些方面區別於傳統的農民戰爭，是個見仁見智的話題。有一點不為人注意的事實是，原來蕭條貧窮、讓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黑暗農村被塗抹上了一層動人的玫瑰色調，而在西化現代化思想的長期熏陶下，那時的讀書人早已慢慢習慣把鄉村看作與現代城市無法相提並論的肮臟場所，必須徹底加以改造。 　　把農村生活詩意化浪漫化，在城市小資雲集的場所是相當困難的，必須有一個機智的設計，方能達於釜底抽薪的目的。把士紳這類鄉村裡的關鍵人物妖魔化是顛覆習慣思維的關鍵步驟，“五四 ”憤青們一直嚷嚷著要掀翻孔家店，同時必須打倒孔夫子在鄉村的代理人，打倒那些掌控家族命脈的士紳土豪，把個人從家庭的束縛中徹底解救出來。這場被稱之為 “新啟蒙運動 ”的發起者，教育背景不是學堂寵兒就是海歸牛人，這批 “後科舉時代 ”的新生牛犢，個個覺得舍我其誰，一路打打殺殺下來，哪裡把科舉出身的年邁耆老放在眼裡，“五四 ”期間不斷展開的 “家庭 ”與“職業 ”選擇勢不兩立的討論，都與這幫 “五四 ”青年欺師滅祖霸氣外露的狂放風格不無關係。從表面上看，他們的攻擊目標與鄉村共產主義運動打倒土豪劣紳的革命主張是相互呼應的，這就是為什麼激進青年很容易轉向左翼，大批城市青年投奔延安並非有人驅趕而是出於自願，正說明鄉村的左翼運動擁有城市激進青年做基礎。 　　但是，表面的一致無法遮掩毛澤東與 “五四 ”青年之間存在的巨大分歧。即使雙方在清除鄉村傳統家族勢力的觀點上相互支持，在如何看待鄉村和城市的地位方面也最終難以相互妥協，這幾乎成了毛澤東發動整風的最重要理由。令人驚訝的是，在五四運動發生二十年後，毛澤東做出了一個重新評價，他認定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儲存了幹部隊伍，還說五四運動是青年尋找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點，表面上這更像是個標準官樣的黨史說辭。一個背後的真相卻是，毛澤東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城市中流行的對 “五四 ”啟蒙的定義。“五四 ”的大多數青年都認為農村是現代化城市的改造對象，這一點毫不奇怪，自古以來，城市和鄉村似乎永遠處於對峙的兩極，最早的城鎮一般是行政中樞、糧庫儲備和文化中心所在地，與之對立，廣大的鄉村神秘、危險，充滿不確定不安全的氣氛。每當鄉村出現叛亂，城鎮為了自保往往都會採取堅壁清野的手段，甚至殘忍地燒毀城市周圍的房屋，把大批糧食運往城內儲藏，以防留給城外的敵人。 　　共產黨當年主要在鄉村活動，但最終還是和歷史上一般的農民造反團夥區分了開來，其秘訣何在？我認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共產黨自覺地把 “城市 ”和“鄉村 ”的關係重新進行了設定。賀照田說過，黃仁宇認為國民黨改造了上層，共產黨改造了底層，這種說法給人感覺國共兩黨好像有了默契分工，說好了一黨管上層改革，另一黨管下層改革，這種二元對立的切割思維太有問題，我很同意。國共兩黨思想差異的關鍵在於對 “士紳 ”存留的態度，國民黨想通過新老士紳的合作重建社會秩序，共產黨則力求徹底消滅士紳，無論新舊，以便從底層翻轉上來，實現鄉村的再造。共產黨理解的造反絕非限於一般農民對城市精英的仇視，否則與普通農民暴動進城一窩蜂地打砸搶沒什麼差別，共產黨恰恰把城市精英的視角整合進了鄉村革命的進程之中，形成了 “城市 ”、“鄉村 ”關係的全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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