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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說理文化與公共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但知識人往往是將報刊當作了黨同伐異的政治工具，並不遵循現代報刊所要求的說理規則，甚至經常有人濫用言論自由，虛構事實為自身的“說理”提供事實根據（比如清末反滿意識的宣傳）。報刊成了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達爾文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的競逐之地。清末《時務報》汪康年就曾經對這種混淆自由與責任的報刊文化痛加針砭：“報章之自由，固有無如今日吾國之京城者，上自王公，下至編氓，任意詆毀，莫或過問，甚至加入以極不堪之名目，誣人以無理由之事實，或形容閨閫，或演說隱匿，而莫或與辦，一任誇張，吾謂言論自由，此為最矣。雖然，此非正理也。凡有法之國，其範圍一切，皆極嚴密，雖保護言論之自由，然若出於捏造誣指，則所以罰之者亦極厲。” 　　晚清以降，報刊文化在中國人的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這種報刊文化顯然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引入了新知，但同時也不乏意識形態的爭奪。這是一個“報紙營造名士”和“名士營造報紙”的雙重過程。依照史家楊國強的研究，其中不乏暗中操縱輿論（“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或者是公器私用，將報刊當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夫報館者，國民輿論之利刃也，仁人義士持之，足衛國並以保民，若挾意氣報私仇，持此以為凶器，複與獨夫民賊何異”）。 　　楊先生對清末民初的這段輿論史有深刻的洞察：“以當時的中國而論，則輿論從一開始就不在理想的狀態之中。舊日的清議能夠成為天下之公議，全在於清議出自統一的觀念而代表統一的價值。因此個體雖然各異，而清議則能以其統一的觀念和價值維持評判和褒貶的統一。然而當中國人的自我形象破碎之後，統一的觀念和價值也隨之開始破碎。作為替代的東西，繼之普照一時的西學自外而入，又各有流派。而後是士議轉為輿論，不能不向西學討觀念和價值，與之為因果，則輿論以西學為諦義，也不能不各成流派。所以，晚清末期由報紙表達的輿論天然是一種不相統一的東西……不相統一的輿論更容易因沒有章法而節節脫軌，變成可以操弄的東西。”知識人這種依托媒介自以為是的習性，在一種媒體文化造就的虛榮和政治文化形成的擠壓之中，形成了一種不負責任放言高論的自戀意識。而當統一的價值體系崩解之後，公共說理就成了言人人殊，甚至雞同鴨講。共識缺乏，真理黯然，意見和偏見就成了言論市場上喧囂一時的話語泡沫。 　　有著統一的義理和知識背景的傳統在公共空間中被瓦解之後，中國就進入了一個“主義”崛起的時代，主義之間，各執一端，互相爭逐，難以妥協。如何在缺乏深厚說理文化傳統，同時又被20世紀的意識形態迷霧影響過的中國，滋養一種新的說理文化來培養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擾當今知識界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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