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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外交“傾美抗中”下的中日關係走向

http://www.CRNTT.com   2023-05-04 11:09:19

中日關係並非在競爭與合作間二擇一，而是須通過競爭與合作打交道。 　　中評社╱題：岸田外交“傾美抗中”下的中日關係走向　作者：何思慎（台灣），輔仁大學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兼日本暨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日本2022年12月16日公佈新《國家防衛戰略》（原“防衛計劃大綱”）、《防衛力整備計劃》，以及作為外交與安全政策綜合方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岸田內閣對中國的軍事動向從“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上升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戰”。日本的安保政策轉向，勢將牽動中日關係良窳，對印太地區的未來而言，禍福難料。習近平與岸田互以“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及“建設性穩定的日中關係”定位未來的雙邊關係，安倍晉三於2006年所倡議的“戰略互惠關係”悄然消失，中、日僅能在“新時代”摸索“穩定的日中關係”，在“歷史”與“現實”的糾葛中，勉力維持“和平”。 　　岸田文雄主政日本後，經濟缺乏建樹，但在外交及安保上動作頻頻。除2022年底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構成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更第12次成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會員國中次數最多；且不僅在2023年1月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亦是“七國集團”（G7）2023年的東道主，今年5月將在廣島舉行“G7峰會”。 　　在2023年開年之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外相林芳正、防相濱田靖一相繼出訪美、英、法等G7成員國，美東時間2023年1月13日上午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白宮會談，此為岸田任上首度造訪白宮。岸田試圖展現外交手腕挽回國內民意的支持，並提高在國際政治中的存在感，與英、美、法鼎足而立，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但中、日如何“友好”難再，卻能維持“和平”，此為岸田外交重要課題。 　　一、日英結盟印太禍福難料 　　“G7廣島峰會”為“岸田外交”最重要的舞台，岸田首相2023年以出訪G7成員中的法、義、英、加、美為起手式，而此將成為加強防衛力、新資本主義及為實現去碳化社會的“綠色轉型”（GX）等岸田施政重點的外交佈局。G7峰會將對俄烏衝突及中國所帶來的挑戰凝聚G7的共同主張，確立堅守基於國際秩序的基本立場。此行的重頭戲無疑是1月13日登場的美日峰會，但在英國與蘇納克（Rishi Sunak）首相簽署日、英防衛合作的《相互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亦為看點。 　　岸田在上台之初的2022年1月即與時任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簽訂日、澳RAA，消弭在彼此領土舉行聯合軍事演訓的障礙，此亦是1960年“美日同盟”啟動後，日本首度同意美國之外的他國軍隊進駐日本的協定。繼澳洲後，日本與英國締結RAA，將防衛合作擴及北約（NATO）成員，同時完成與“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的結盟拼圖，日本形式上雖未加入AUKUS，但實質與之建立緊密的安保合作。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將日、英RAA稱為1902年的“日英同盟”以來，兩國最重要的防務協定並不為過，此為百年來日本安保的劃時代大事。岸田正致力於建構美日同盟之外的多元化安全關係，以因應中國及北韓帶給日本安全上的挑戰。日本將與英國及義大利共同推動“全球空戰計畫”（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研發第六代匿蹤戰機，此為日本首度與美國以外的國家進行防衛裝備合作。 　　日本媒體認為，日、英RAA旨在應對中國崛起。北京對此瞭然於胸，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023年1月11日記者會上表示，有關國家開展防務合作應當有利於增進各國間的相互理解、信任與合作，不應製造假想敵，更不應將集團對抗的舊思維引入到亞太地區。①《讀賣新聞》2022年11月民調顯示，81%日本受訪者認為中國對日本構成軍事威脅，更有68%人支持日本增強防衛力，但弔詭的是信任美國的日本受訪者則僅44%，多數日本國民對美日同盟是否足以提供日本安全保證，抱持疑慮。②為此，日本須擴大結盟，以補美日同盟之未逮。 　　岸田外訪的壓軸是“拜岸會”，重視盟國及國際協調路線的拜登雖將以中國的挑戰為念，與日本強化戰略安全合作，美、日外交與國防部長“2+2”會談決議大幅增加在日本的反艦飛彈部署，以有效嚇阻中國，但日本仍將擴大結盟，以防“川普主義”班師回朝，損及日本安全利益。 　　岸田在2023年元旦發表“新年感言”，雖未重提去歲的“修憲”，但在“安保三文件”修訂、重新定義“專守防衛”後，憲法中的和平主義或將與日本安全戰略漸行漸遠。近代的東亞歷史雖未必重演，惟日本的安保政策轉向，勢將牽動中日關係良窳，對印太地區的未來而言，禍福難料。 　　二、“安保三文件”再解釋“專守防衛” 　　日本內閣2022年12月16日公佈新《國家防衛戰略》（原“防衛計劃大綱”）、《防衛力整備計劃》，以及作為外交與安全政策綜合方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③《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為日本防衛的綱領性文件，由安倍首相於2013年首先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制定之初即著眼於中國對日本周邊安全的挑戰，加強沖繩所在的西南群島防衛，提高水陸兩棲作戰能力與應對彈道飛彈的能力。 　　在2013年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以“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表述中國軍事實力增強對印太區域安全的影響，認為中國試圖“以力量改變現狀”；但此次修訂，岸田內閣對中國的軍事動向從“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上升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戰”，把台灣視為共享基本價值觀的重要夥伴及朋友。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雖未以“安全上的重大威脅”定位中國，但將中國與仍被視為“威脅”的北韓在排序上對調，列名首位，成為日本安保政策首重的國家。 　　日本評估，中共二十大後邁向第三任期的習近平將進一步推升中國國力，至2027年，東亞勢力平衡可能轉向有利中國。因此，防衛省計劃以5年及10年兩個期程強化防衛力的目標，其核心為用於“敵基地攻擊”的長程飛彈、無人機等7大領域，力爭到2027年前建立從進攻對手的射程外攔截“防區外防衛能力”，以求“可負責任地應對他國進攻、接受盟國支援的同時可阻止並排除進攻的防衛力”，至2032年前獲得超高音速等更先進的武器，實現精實“反擊能力”建構。此等目標將具體反映到新“安保三文件”中，在今後的防衛預算中落實。 　　岸田內閣將在憲法第9條的“和平主義”與強化防衛力之間兩全其美，擴大解釋“專守防衛”，建立具“反擊能力”的自衛隊。但日本防衛省相關人士堅稱自衛隊在“和平主義”制約下，轉型為攻擊性武裝力量仍非選項。然而，繼安倍前首相2014年變更內閣對“集體自衛權行使”的憲法統一見解後，新“安保三文件”對自衛隊導入“反擊能力”大開綠燈。此形同基於《日本憲法》第9條“和平主義”精神的“專守防衛”被重新定義，“憲法第9條”無異將空洞化。中國認為日本調整防衛政策針對性極強，且藉“中國威脅論”達到修憲擴軍之目的，不僅對中日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更將招致東亞國家無謂的軍備競賽，無助區域安全情勢穩定。 　　三、岸田外交轉鷹抗中 　　岸田訪美向拜登說明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安保三文件”，且承諾逐年拉高防衛預算，在2027年達到日本國民生產總值（GDP）2%，與“北約”（NATO）的歐洲夥伴看齊，滿足美國的期待。拜登對此表示歡迎，稱“此是歷史性的增長”，④並承諾協助日本建立摧毀他國領疆域內的飛彈基地的“反擊能力”（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拜登背書岸田的新“安保三文件”，強調將完全履行對日防衛相關責任。 　　在新的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將改變目前以神盾艦、愛國者3型飛彈（PAC-3）等攔截入侵飛彈裝備為主的“總合飛彈防空”（Comprehensive Missile Defense, CMD），轉型為美軍正推動的“整合防空反飛彈”（Integrated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IAMD）策略，建置對敵方的飛彈攻擊防範於未然或對敵方基地進行攻擊的能力。此外，美日同盟將進一步擴大，將“太空”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的適用，以因應中國在衛星發展上取得的快速進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太空事態“構成明顯的挑戰”，即對美、日任何一方的攻擊，將被視為對雙方的攻擊。⑤在“拜岸會”上，美、日就共同在太空及先進科技領域合作，簽署《美日太空合作框架協議》（U.S.-Japan Spac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針對台海問題，美、日認為中國正在台海建立“新常態”，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美、日及盟友面對的最大戰略挑戰”。“美日同盟”升級，直指中國“試圖為自身利益而改變國際秩序”。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023年1月12日回應表示，“美、日開展雙邊軍事合作應確保不損害第三方利益，不損害地區和平穩定”。⑥北京的反應溫和，但對美日同盟的動態保持警戒。 　　在“拜岸會”後的“聯合聲明”中，東京決定購買數百枚美國“戰斧”（Tomahawk）巡航飛彈，此為過去日本防衛裝備所未見，自衛隊將走上攻擊型的武裝力量，為美國承擔“矛”的角色。今後，“專守防衛”契合與否，不再是日本防衛政策爭論的焦點，揚棄“專守防衛”，美軍與自衛隊加速一體化，共同分擔維持對中國的威懾力為既定方向。 　　四、“台灣有事”非挺台獨 　　日本高度關注台海情勢，憂心“台灣有事”，此非安倍個人之言，但此並非意味日本挺台獨。前日本參議員、民間智庫PHP研究所理事長江口克彥認為，不應該對《台灣關係法》抱持過高期望，因為這僅是美國的國內法，而非國際條約，無論短期、長期“努力維持台海的現狀，都是對日本最好的選擇”。⑦岸田2022年10月17日於參議院答詢時指出，台海的和平穩定極為重要，盼透過對話，和平解決該問題，此為日本一貫立場。⑧ 　　在日本的對中外交中，不存在支持台獨與否的問題，“抗中”亦非岸田外交的選項。岸田任命保守立場鮮明的高市早苗出任經濟安保大臣時，即要求莫在《經濟安保促進法》草案中直接點名中國，避免造成中、日間不必要的爭端。由此可見岸田欲保留不受制於法律的改善中日關係之政策迴旋空間，靈活應對中、日間的矛盾。全球化納入冷戰時期對立的陣營，形成經濟上的互賴，尤其中日經濟關係緊連，2020年日本自中國進口占全體總額的26%，占比高居第一，在中國的經貿投資對提高日本的競爭力至為關鍵。然而，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稔1月5日在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演說指出，經濟互相依賴可能被部分國家當成武器，以達到其外交及安全目的，尤其不能讓關鍵產業仰賴特定國家。惟時間無法倒轉，難以完全脫鉤，強化經濟安全，以降低風險至關重要。⑨日本雖計劃性地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但與之“脫鈎”非日本經濟的選項，西村支持繼續與中國維持對話。 　　日本對中政策雖受制於美、中競爭，但日本難以承受走上與中國經濟脫鈎的巨額代價。日本“經團連”會長十倉雅和認為，中日關係並非在競爭與合作間二擇一，而是須通過競爭與合作打交道。⑩日本內閣府2022年公佈的“外交相關輿論調查”顯示雖有高達79%日本人對中國“沒有親近感”，但9成的日本年輕人認為“發展中日關係重要”。⑪儘管日本對“台海有事”措詞強硬，不過介入台海戰爭可能性極低。安倍卸任後視台灣為重要夥伴，但日本除極端保守派之外，多數日本國民對政府超越和平憲法之舉極為警惕，不支持日本捲入衝突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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