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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訪談：中國電影毛病在哪裡

http://www.CRNTT.com   2008-11-28 07:53:52

像農村文化生活的問題，想起來真是無從入手，怎麼去做呢？不知道怎麼辦，那麼多的人口，那麼有限的資源。起碼從目前看，電影很難對農村文化生活的凋敝有比較直接的改善。  　　徐：真實地來表現這種狀態，是不是一個入手點？  　　賈：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其實意識到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從《任逍遙》開始的，那時候看到中小城市年輕人精神世界的孤獨感。給你舉一件事：2003年左右，我有一次從老家汾陽坐車到太原，4個人拼車，每人出40塊錢。我旁邊坐了兩個年輕人，20出頭甚至都不到。兩個人有一點兒認識，但不是很熟。其中一個就問另一個，你幹嗎去？那個說準備到浙江進服裝。這個又問，你一年能賺多少錢？那個猶豫了一下，說一年掙30萬。你知道這個說什麼？“那你怎麼够活？！”  　　這個對話很有趣。實際上是兩個人之間的幻覺，在那裡較勁。它來自一種生活概念，因為貧富分化擴大了，同樣在一個村子裡面，開礦的一年掙兩三千萬的都有，所以在他們的生活圈子中出現了極高收入的人群，可能通過各種關係占有了資源，暴富起來。這就給這些年輕人帶來壓力，壓力有時候變成數字上的幻覺，因為小孩愛面子嘛。  　　徐：有沒有可能是真的呢？  　　賈：不可能，我太了解了，不可能是真的。這樣的場景讓我非常迷惑，甚至恍惚。你能發現他們內心裡，現實生存和心理需要交織在一起那種焦灼狀態，我相信這一定是一個非常焦灼的少年。  　　工業？商業？文化！  　　徐：我有時候會疑惑，大家說到賈樟柯，究竟是在說他的電影本身呢，還是在說一種文化姿態或者態度？這個問題往往不是很清晰。  　　賈：準確說我就是一個文化角色。人們希望看到文化裡有不同的角色，你的電影文本反而不重要了。這些年我們面對藝術的時候，對文本本身提供的信息，忽略是相當嚴重的，文本所釋放出的文化信息不被重視，簡單劃分的立場、位置反而變得很重要。甚至在娛樂化的氛圍裡，生產文本的過程中出現的八卦變得重要了。有一段時間我很失望，制作一部電影長達一年的時間，最後其實是為過剩的媒體提供了一個製造花邊新聞的產品。因為沒有這個產品，人們可能不會談到非職業演員，不會談到很多東西；而有了這個產品，就會談到得不得獎，賣不賣錢，在法國賣了多少座，中國能不能上片，是不是地下電影……作品成了提供這些東西的，而文本本身受到忽略，這是一個很大的缺憾。  　　這種普遍的對電影美學和電影自身語言的忽視，等於是把電影變成了沒有情趣的東西。人們往往把欣賞放在一邊，使電影單純就為了提供立場。比如說這是民間立場，那是什麼什麼立場，這樣看電影變得挺可惜的。  　　中國觀衆或者說讀者，以及整個文化，過去非常習慣站在集體話語的角度面對文本，而那些文本所提供的也是集體話語在談論的東西，它們互相有一種咬合，一種對應。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以後，創作逐漸轉變到個人色彩很濃的狀態，包括電影，個人經驗變得很重要，個人所選擇的美學方法，個人所選擇的話語，不可能像以前那個時代那樣集中。然而，創作改變之後，整個文化的慣性導致它與創作文本咬合不上。對觀衆而言，很難在短時間內適應如此不同的文本，最簡單的反應就是“他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以前的電影知道在說什麼，比如血總是熱的，改革是雙刃劍，黃土地那是民族的根，紅高粱是生命的自由奔放……當主體創作呈現極端個性化的時候，當找不到直接對應關係的時候，當文化提供千差萬別的個人感受和個人觀察的時候，就出現了“看不懂”。這個看不懂並不是指故事，故事都看懂了，實際上是沒有找到一個熟悉的解釋框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整個文化要慢慢適應個人主義，而不是盲從，要慢慢學會面對個體的真實反應。  　　徐：承擔這樣的文化角色，對你個人而言未必是壞事。客觀地說，這幾年你的處境越來越好。可能被符號化以後，作為一個標志性人物，你也就變得不能被忽視了。官方主流話語同樣不能忽視賈樟柯，儘管骨子裡不一定喜歡。這大概是一種有些吊詭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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