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

中國要謹防基層政權“懸浮”

http://www.CRNTT.com   2010-01-21 09:01:19

尊重農民主體意識，讓農民不再“失位” 　　農民是鄉村治理的價值主體，民心得失是衡量鄉村治理成敗的核心標準。當前基層政府擅自“為民作主”的現象時有發生，比如通過正式或非正式手段操控村級選舉、通過經濟手段控制村組織等導致農民的主體意識缺失，農民“失位”。這就要求增強農民的主體意識。 　　首先要充分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讓農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可通過“村情民議，村事民定”，創新村務管理，凝聚人心。其要旨是：讓群眾在民主管理上由“幕後”走到“前台”，建立村民代表民主議事決策規則；讓群眾在民主監督上由“局外”轉入“局內”，做到村級事務管理全公開、真公開、常公開；讓群眾在村務管理上由“看客”變成“主人”。 　　其次，必須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激發農民改造現狀的激情和動力，培育農民創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健全農民的利益表達機制，告別“失語” 　　充分完善的利益表達機制，有利於保證弱勢群體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是實現社會公正、社會和諧的有力保障。當前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分散的、單個的、碎片化的利益訴求無法以組織化的程度集體“發聲”，很難使自己的“表達”受到重視。因此亟待建立健全農民的利益表達機制。 　　首先，進一步完善現有的政治參與渠道，健全具體制度，充分吸納農民廣泛的參與政治活動。如在人大制度方面，健全代表候選人制度，嚴格執行選舉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保證代表確實能代表農民各階層的利益和行使權利等。 　　其次，積極進行制度創新，不斷拓展農民政治參與的空間，擴大農民政治參與的渠道。 　　第三，要開拓更多的農民利益表達渠道，如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健全公眾傳媒的組織機構和體制，使新聞傳播形成多維度、多層次、多渠道的網絡體系，使政府能聽到農民的呼聲。 　　讓基層政府不再“失信” 　　一些基層政府在對待群眾利益問題上，蛻變為利益集團的保護傘，幻化為虛設的“稻草人”，讓廣大人民群眾對其失去信心；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一些基層政府的貪污腐化行為讓農民反感。因此要強化基層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使其不亂“作為”而有作為。 　　基層政府應按照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擺脫管不了、不該管、管不好的事，把群眾自治範圍內的事情交給群眾自己去依法辦理，解決基層政府工作缺位、錯位和不到位的問題。要保障村民自治權利，不得隨意用行政命令下達指標任務、違法設置影響村民自治權利的規定。（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組織”難題：邊緣化現象求解 　　調研反饋 　　復旦大學青年組織與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鄭長忠：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基礎黨組織“邊緣化”現象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類型：一是基層黨組織“空白”，即沒有黨組織存在；二是基層黨組織“空轉”，即基層黨組織並不起作用，只是形式化運作；三是基層黨組織“合法性缺失”，即人們對其認同度嚴重下降。 　　中共岳陽市委黨校副校長 許衛國：部分基層政權被黑惡勢力侵蝕，政權功能異化，假借地痞流氓之手恫嚇和強迫農民成為了一種習以為常的“工作方法”，這不僅是政權的功能性異化，更是一種結構性退化。 　　基層黨組織中之所以會出現“邊緣化”現象，其根本原因在於執政黨自身轉型滯後於社會轉型。 　　單位制度衰微導致基層黨組織與轉型後社會結構內在契合度下降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國共產黨以黨的基層組織為軸心單位，重新組織和整合了中國社會，從而結束了中國社會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散亂狀態。 　　基於計劃經濟體制對社會生產結構和管理方式的內在要求，重新組織和整合的社會形成了以黨的基層組織為軸心的單位制的社會結構，其內在邏輯是：以黨的基層組織為核心，以經濟生產單位為基礎，以計劃經濟體制為框架，以國家全面主導社會為動力，將社會生產和生活全部組織進各種各樣的單位組織或單位體系，從而形成以集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為一體的單位組織為基本構成要素的社會結構形式。顯然，這種社會結構體系與黨的基層組織體系之間有很強的內在契合性，因為，整個社會實際上就是圍繞著黨的基層組織網絡構築起來的。 　　改革開放之後，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城市，政經社一體的單位組織日益被功能專業化的組織所取代，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日益脫離出組織的空間，回到社會；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擺脫了公社組織的束縛並逐漸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率先成為原子式的個體。與此同時，組織對人的控制日益減弱，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獲得了很大的自主性。由於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而導致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黨的組織結構基礎和活動方式空間與轉型後的社會結構之間產生了較大的差異，從而無法得到轉型後社會的支持，最終導致了黨組織“邊緣化”現象的產生。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所引起的單位制度衰微，以及進而導致的基層黨組織與轉型後社會結構內在契合度下降，是黨組織“邊緣化”現象產生的結構性原因。 　　基層黨組織資源配置功能與社會個體直接利益實現的相關度弱化 　　在傳統的單位制度下，基層黨組織所具有的全能的資源配置功能，在具體的社會政治生活過程中內化為一種自我強化機制，隨著這一機制的運作，黨組織的組織機構、活動方式與當時的社會結構之間的契合度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隨著單位制度的衰微，以黨的基層組織為軸心的政經社一體化組織開始崩潰，導致了黨的基層組織對資源的全能性控制和分配權力逐漸喪失。與此同時，人們的經濟利益的實現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手段獲取，導致經濟利益的獲得與政治忠誠之間的關係脫鈎；在政治權利上，雖然許多人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政治訴求，但由於政治忠誠缺乏經濟利益分配作為後盾，導致了政治忠誠度與過去比較，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趨勢。 　　另外，對於轉型後社會中人們一些新的政治訴求和社會需要，基層黨組織又無法予以滿足，這就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基層黨組織的疏離感。這就導致了基層黨組織“邊緣化”現象的出現。因此，基層黨組織資源配置功能與社會個體直接利益實現的相關度弱化，是基層黨組織“邊緣化”產生的功能性原因。 　　黨的基層幹部思維、行動邏輯與轉型後社會要求的背離 　　計劃經濟社會所要求的高度集中化和組織化的管理需求，內化為基層黨組織及其幹部的“慣習”。在這一“慣習”作用下，黨的基層幹部就形成了與計劃經濟管理模式有著內在一致性的思維和行動邏輯：以完成任務為目標，以簡單服從上級為取向，以命令為執行手段，以劃分工作邊界為基本要求，將黨的領導邏輯與黨的執政邏輯簡單等同起來。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