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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章晉：其實我們不懂日本

http://www.CRNTT.com   2010-09-16 11:48:49

這裡邊最傑出的代表，無疑是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1887-1948）的《菊與刀》，也許作者用喻體來描述一個民族符合中國人的認識習慣的原因，或者是因為它的偏頗——這本書本身就是美國對日本這個特殊敵人的一個研究項目，總之，它在中國擁有不太恰當的影響力，幾乎中國人都能張嘴就說出其中的幾句經典論斷，雖然它真正的讀者並沒那麼多。 　　本尼迪克特最為中國人熟知的論斷，是日本只有“恥”感而沒有“罪”感；在“恥感文化”下，善行是依靠外部的強制力維系，而在“罪感文化”中則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省。這一“知恥不知罪”理論之所以如此廣為人知，是因為它總是被今天的中國人拿來解釋日本為什麼缺乏真誠的懺悔。 　　不過，這種論斷在中國的濫用多少是一種誤讀：所謂的“罪感文化”，源於基督教的原罪說，而與之相對的“恥感文化”，並非日本獨有，實乃東方文化的共性。畢竟本尼迪克特對日本的許多論斷，是西方視野下東方人的共性，而非日本的獨特個性。中國人的悔罪意識絲毫不比日本人多，當然，也不見得就更少。 　　有贊美《菊與刀》的文字稱，日本人是通過這本書才真正地認識了自己，這個說法多少有點過分拔高了本尼迪克特，就好像說日本人是因為湯姆.克魯斯扮演了《最後的武士》，才開始認識到了武士道的精髓一樣。我相信日本人讀這本書的感覺不會舒服，因為這本書字裡行間都洋溢著西方文明人對東方野蠻人的優越感。 　　同是美國人，賴肖爾（1910-1990，1960年代曾任美國駐日本大使）的《日本人》比《菊與刀》要平實溫和得多，尤其是，它對日本的描述擺脫了那種簡單鮮明的標簽式判斷，但也許正因為這點，《日本人》遠不如《菊與刀》在市場上更成功。畢竟所謂民族性之類簡單判斷，比起結合歷史分析得出的複雜但不鮮明的判斷，更能滿足大衆獵奇的口味。 　　不少日本人認為，戴季陶那本在80年前曾風靡中國的《日本論》，對日本的認識深刻程度在《菊與刀》之上。戴季陶長期與日本各階層的深入交往，再加上同一文化圈中的那種獨特敏銳，只靠幾個月時間、借助二手資料的本尼迪克特是無法企及的。就像對中國社會的觀察，日本HNK的紀錄片遠比美國人的同類作品要把握得更准確細微。尤其是，戴季陶那一代革命黨人與日本有著糾結難辯的複雜關系與情感。這本1920年代出版的書，已約略隱現了日本後來必然冒險失敗的制度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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