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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誠的傳奇與謎團

http://www.CRNTT.com   2010-12-18 09:51:04  


 
  我記得那個改變我們命運的傍晚,吳世良、我和“叢中笑”戰鬥隊的兩位演員一起吃飯,我們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時候我們去放了風箏,大夥兒都情緒不錯。因為在天安門看我們放風箏的人們看來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鮮美。我們都覺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聲了。正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

  我告訴朋友們:附近的孩子們拆下門鈴按鈕做免費的玩具,我在城裡到處找配件,結果發現只要用個五分硬幣往裡一卡,門鈴也照響不誤。大家聽了都樂。我以為來訪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著海螺喝了幾杯酒,我感覺很暖和,所以穿著襯衣就去應門。

  開門時見到兩位陌生人對我微笑。我同時注意到門外十幾位鄰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幾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著新的紅袖章,全都板著臉。我沒去多想。自從劇團裡那些造反積極分子抄我們家後,鄰居們都躲著我,不像以前那麼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舊”,什麼舊照片、舊書,各種雜七嘛八的東西都算。如果沒有其他人在場,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會像平時那樣,可那天有那麼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們像平常那樣。那兩位陌生人問了我的姓名,然後很客氣地請我一起去當地的派出所,說是有幾件事要核實一下。我只穿件了襯衣,所以我說要去拿件外套。他們堅持說派出所拐個彎兒就到,我說話兒工夫就能回來,我就那麼跟著他們走了,既沒有告訴我妻子,也沒跟我的客人們說。

  夜裡的氣溫還挺涼,我把卷著的袖子放下來。那兩個陌生人一人一邊夾著我,我能感到他們的手指抓著我的袖口。我開始覺得情況不妙。

  有輛車等在那裡,他們設法把我弄進車裡,還是一人一邊。我開口問:“你們不是說拐彎兒就到嗎?”

  他們並不正面回答,說:“坐車方便。”

  我又問:“你們要核實什麼?”

  “你很快就知道了。”他們答道。不過語氣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鐘我們就到了,他們要我下車。這時他們客氣的笑容完全不見了。那兩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們走在我後面,在我視線之外。在以後的幾年中,我就這麼被押送到這裡那裡,我對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後來只要有人在我邊上走我就會極不舒服。我們穿過一個小院子,我被引進一道門。一踏進門,房間裡的聚光燈一下子通亮。這突然的聚光燈、照相機的閃光燈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讓我什麼都看不見,有人很麻利地給我戴上手銬,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虛線上簽上了我的名字。整個過程中我都蒙了,只記得有很多閃光燈,我腦子裡唯一的念頭就是:“他們還真把我當回事兒……”

  接下來,我被夾在另外兩個陌生人之間,上了另一輛車被帶走。這回陌生人穿的是軍服。過了好幾個月我才知道這些人並不是解放軍,他們其實是因為政治原因被免了職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權了,所以穿了軍服做庇護。那時候的軍帽或是舊軍裝仍舊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銬,那兩個穿軍服的一人一手壓著讓我低頭。我恢復了一點思考的能力,意識到他們是不想讓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覺到我們在往哪兒走,因為我對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們是在向南行駛,離市中心不遠,過了天安門廣場,過了通常十分熱鬧的前門那片兒,然後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駛去,但仍在老城之內。眼睃著兩邊的軍靴,我得出結論:這不是被另外一個戰鬥隊綁架,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老毛病難改,即使在那樣的處境下,我還是忍不住琢磨我們坐的是輛什麼車——別克。他們為什麼用這種車?選這種車有什麼含義嗎?我終究也沒琢磨出個所以然。
……

  (英若誠傳記,是英若誠躺在病榻上用英文口述,由美國杜克大學戲劇學教授康開麗(Claire Conceison)女士錄音整理而成。她用了3年(2001-2003年)時間,一共錄了41盤帶子,100多個小時時長,然後編輯整理,再加上她多年的研究,終於成就了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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