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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冷的《中華民國史》

http://www.CRNTT.com   2011-11-10 14:44:20

海外檔案解密，修撰變慢 　　在台灣開始修史時，大陸的民國史修撰反而步伐變慢。 　　“主要是很多資料都開放了。”近代中國人物與檔案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教授吳景平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參與《中華民國史》的編撰，負責1937-1945年這段時間的內容。 　　吳景平說，1995年一明確任務，他就出國搜集資料去了。 　　吳景平去了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核心檔案文獻都被帶到海外去了。”吳景平說，不看就無法進行叙述，這時台灣也開始解禁《蔣介石日記》等等一批檔案。他一邊看資料，一邊動筆，但這樣，他還是覺得準備不夠不敢交稿，社科院開始催促他交稿，他也拖延了很久。 　　“比如蔣介石日記，台灣開始只開放了前半部分，直到我交稿前的半年才完全開放。”吳景平說，很多參與編撰的學者，都有跟他一樣的感受，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後，海外檔案不斷解密，使他們感覺“如獲至寶”。 　　“比如《蔣介石日記》2006年才開放，而且只是開放了一部分。”吳景平說，在《中華民國史》中沒有蔣的表態，是不可想象的。 　　社科院近史所民國室主任金以林對此也深有感觸。他回憶，隨著台灣方面政治環境變化，台灣公布的史料越來越多，“在台灣我們看到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和李大釗等人書信原件。”金以林說，後來是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大量中國近代史文獻開放，尤其是兩蔣日記、孔祥熙和宋子文檔案，還有就是蘇聯解密的檔案，這對大陸學者認識國共關係、中蘇關係非常有用。“以前我們看不到，所以閉門造車，現在我們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同時，大陸學術環境的變化，讓歷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金以林說，他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學歷史系讀書。當時，人大設有一個全國高校獨一無二的中共黨史系，它授予的不是歷史學學位，而是法學學位。黨史研究的目的是來指導人文社科研究的。隨著學術的發展，現在人大已取消黨史系，其機構合併到馬列學院和政治學院。隨著思想方面的放開，學術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種共識，將1949年以前的黨史視為民國史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保留了時代烙印 　　2003年起，民國史學科被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1996年中華民國史研究被確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學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餘5卷全部交到中華書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這套《中華民國史》集結出版。 　　汪朝光說，這套書是匯聚了三代人的努力。這套書最早是由國家下達的任務，採取的是計劃經濟時期集體組織並承擔科研任務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後期的寫作方式有了改變，基本上是以個人獨自承擔某卷寫作為主，表現出更大的獨立性。由於編撰過程長達30年，作者隊伍也有不小的變化，早期擔任寫作者，多為“文革”以前參加工作的研究人員，而後期的寫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從各大學畢業的研究人員。因此，這套書中對於許多歷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別。 　　這套書全部出齊時，僅對早期的各卷作了個別文字修改，沒有進行全面的修訂。 　　金以林說，這是因為一些前輩作者已去世了，我們沒有權力對他們的研究成果進行修改。 　　“不可否認這套書有些方面帶著時代的烙印。”吳景平說，各卷之間存在差別。最先出版的幾卷，主要利用報刊資料，而且是共產黨這邊的資料，檔案資料很少。當然，那時很多檔案也是不開放的。台灣方面的資料，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才開放。不過，這些痕跡，也恰恰說明了中華民國史學科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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