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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運動中的“民族命運與個人使命”

http://www.CRNTT.com   2012-07-22 12:28:31

“大業當從小事謀” 　　前些年，美國《新左派評論》前主編佩里.安德森在訪談中曾問我：很多人在學校鬧文革時的浪漫理想，接觸社會現實後都破滅了，林彪事件後更是如此。那麼你的轉變是在什麼時候？我老實告訴他：沒什麼轉變，真正要說轉變那是在1989年。他覺得很詫異。其實在農村日久，見到了太多的嚴酷現實，“理想幻滅”肯定難免，但在那個信息閉塞的年代也不可能有另一種理想來取代，如果不想自暴自棄而沉淪下去，你還是只能以原來的理想作為精神支撐，盡量賦予沉悶無盡的生活以某種高調的意義。記得林彪事件後《571工程紀要》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的說法的確給了我很大震動，以至於這個《紀要》我當時幾乎能背出來，但我還是本能地排斥這種說法。為什麼？今天想來其實也很簡單：假如我可以逃出這“勞改營”，看到這段話我可能就大徹大悟，“越獄”而去了。但那時我事實上別無選擇，那麼本來我似乎很有意義的生活一旦被說破——不過是如同勞改犯，而我又越不了獄，那還憑什麼活下去？ 　　因此我們那時不能不“崇高”地活著。我當年的日記裡有一首“沁園春”詞就是這樣把“民族命運與個人使命”和眼前的生活相聯繫的： 　　光陰一去難留，存耿耿雄心嘆未酬。 　　但北顧天山，逆斡為患，東望閩海，台澎待收。 　　千仞之閣，起於壘土，大業當從小事謀。 　　須發奮，耕耘倍勤懇，修補地球。 　　那時我只能相信我們辛勞的耕作是“世界革命”偉大事業的一部分，不是因為事實如此，而是因為我只能相信如此！ 　　正是由於有這種“理想”，今天一些人賦予了那個時代以許多玫瑰色彩。毋容置疑，今天回顧這一段生活我也仍然有自豪感，自己畢竟沒有虛度光陰。大道理不用說，即便從世俗的得失講，我過去實際上就是在文革前讀了六年小學，文革中三年“革命”與內戰的“初中”時代實際等於失學，而我1978年從農村直接考取了文革後首屆招收的研究生。算起來九年的“早稻田大學”與正常的六年中學加四年本科相比，時間上其實也沒吃什麼虧。更何況我的價值觀、思想、知識結構、社會關懷與人生體驗都與這九年的生活有關。這是課堂裡不可能有的收獲。 　　從15歲到24歲——應該說這正是人生中最寶貴的黃金時代，也就是所謂的“青春”。就我個人而言，我這青春確實沒有什麼可悔的。而“理想”也確實是我能堅持下來的原因之一（當然，只能是“之一”。我見過太多努力者的不幸結局，如果知青運動晚結束哪怕五年，我也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所以我覺得一味譏笑與厭惡“理想”是很淺薄的，即便對於“錯誤的”理想也是如此。其實，除了個人升官發財這類純屬私欲性質的所謂“個人理想”外（這裡並沒有咒罵“私欲”的意思，只是通常人們都不會把這樣的欲望稱為“理想”，一般而言，作為褒義詞的“理想”都是具有超越性的），凡具有超越性的理想，不管是出於什麼樣的“信仰”，在“律己”方面都是類似的，僅就這一點而言，一個虔誠的共產主義者和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虔誠的穆斯林或虔誠的儒家並沒有多少區別。（就此而言，信仰因而也不該有“錯誤”與否之分，這也就是信仰自由的理由）不同的只是在“律人”方面——由於主張不同的制度安排，就會導致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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