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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百年憲政”的認識誤區

http://www.CRNTT.com   2013-05-13 11:49:03

第一，民生凋敝，國庫空虛，財力難當改革之任。地方官吏為了搞新政，不斷加重舊稅，增設新稅，遭來民怨與社會衝突，增加“新政”的阻力。 　　第二，“新政”不但沒有整飭腐敗問題，反而變本加厲，貪官污吏趁機再撈，既增添“新政”的難度，也敗壞“新政”的形象。 　　第三，政治衰敗的統治者難以駕馭和消化某些“新政”的成果，乃至種瓜得豆，朝廷對地方督撫負責編練的新軍就存在失控的隱患。 　　更為嚴重的是，慈禧死後的載灃等人不僅強行鎮壓席捲全國的國會請願運動，還愚不可及地拋出“皇族內閣”，羞辱那些積誠罄哀的請願者，把他們推向反清革命的陣營。 　　近年來，思想界與學術界流行一種論點，認為孫中山等人領導的革命力量並不強大，清朝是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中翻船，在預備立憲中冒險葬身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清朝不去啟動政體改革，不搞預備立憲，就不會迅速垮台。前年6月，辛亥百年紀念的國際熱潮湧動之初，澳門基金會與孫中山基金會在澳門舉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國際研討會，有位台灣前輩的主題報告也在強調類似的論點，我在當時就直言不諱：歷史的過程遠比結果更複雜，歷史研究切忌用結果去推導過程，過於充當事後諸葛亮，在紫禁城的光鮮外表下，清朝皇權岌岌可危，已是不刊之事實，至於預備立憲是在什麼背景和壓力下開始的？如果清朝不搞政治體制改革，誰能保證它能繼續維持下去？還有，慈禧死後的載灃等人為什麼一定要把席捲全國的國會請願運動強行鎮壓下去，還愚不可及地拋出“皇族內閣”，羞辱那些積誠罄哀的改革者，把他們推向反清革命的陣營中？這些問題，都是值得追問的。古往今來，還沒有哪個統治者不是顧及自家的存亡而輕易撥動政體改革之弦的，即便是現任的不丹國王也不例外。“政改亡清”之論，容易產生誤導，徒增當今政改的阻力。 　　近年來，學界還時常出現辛亥革命不該搞、革命添亂的抱怨之聲，把民國初年的社會動蕩與軍閥混戰的種種惡果都歸咎於孫中山等人的暴力革命，沉湎於清朝預備立憲的承諾與歷史想象，把“告別革命”的現實情懷提升為歷史觀，這些都是離開清末歷史場景的主觀臆想與過度演繹。既然清朝統治者擁有喪權辱國和壓制人民的權力，人民自然就有奮起反抗的權利。杜亞泉等人當年就看得清楚，曾經手沾戊戌六君子之血的慈禧太后之所以放下傲慢的架子，同意派人出洋，專程考察外邦憲政，為預備立憲做準備，就是因為除了日俄戰爭的結局帶來的輿論壓力，還有中國同盟會等暴動反清的政治壓力。如果沒有孫中山等人堅持不懈的浴血精神，清朝會不會啟動立憲準備？如果沒有辛亥革命，能否保證清朝完好無損地維持下去，保證中國不亂，“光緒四十二年”的立憲就能包你滿意，這些問題恐怕都是未知數。只要稍微查閱梁啟超在清末最後三年發表的見解，就不難知道，上述脫離晚清實際的猜測要想說服孫中山的論敵梁啟超，都是不大可能的。環視古今中外，任何組織起來的武裝暴動從來都不是心血來潮，歷史的進程也不是任何單個力量的選擇所能決定。唐朝末年的黃巢起兵是如此，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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