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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格爾：大學要發出聲音 不要成為國家的僕人

http://www.CRNTT.com   2013-09-17 15:49:57

在理性化、缺少人情味的時代，昂格爾以想象與激情去批判因成熟而隨之墮落的西方體制，並試圖超越它。他說，實用主義已不再關心如何建立重大的政治理論，淪為退守、市儈和瑣碎，必須注入希望和想象，才能得到挽救。他說，不存在某種單一的或必然的社會、經濟或軍事發展路徑，西歐積累起相對優勢，源自某些社會部門無計劃的、偶然的組織方式和行為。他說，我們可以縮短維持環境的活動與超越環境的活動之間的距離，使制度文化不再變得那麼自然正當。他說，政治哲學需要恰當對待人的主動性、偶然性、為未來活著的特性，利用實驗主義的方式來改變處境。他說，我們不能被常規化所吞噬，否則就會變得對時間消逝感麻木。“我們在每一個轉折點上，都應該利用對表面世界的即刻體驗，來換取某種更深遠普遍的洞見。”他說，人類雖然身處某個特殊世界，卻保留著反抗和超越的力量；在對抗時間和死亡的過程中，我們做出生命規劃，形成各種情感紐帶。他說，建設政治和建設人性是不可分割的雙重目標，“給一群人帶來秩序，要比給他們帶來生命更加容易，政治的最大雄心不是幫助他們走向秩序，而是幫助他們贏得生命”。他說，我們唯有在抗拒所有既定結構約束的過程中，才能成其為人，這就是自我的覺醒。他說，我們的社會結構最終越來越類似於想象的活動，想象的未來，如同民主的未來一樣，為我們創造某種更好的機會，使我們能重新找回自我生存的現實。他提出新的實用主義政治哲學的論綱，那就是：“我們無法成為神，但我們可以變得更具神性。” 　　在美國與巴西之間穿梭，兼具思想家與政治家雙重身份，這讓他的實踐行動與思想生活產生諸多矛盾，處於無處不在的悖論中：他抨擊哈佛大學和美國社會政治的體制化，卻又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他批判黑格爾主義式的“存在即合理”，拒絕與為現存秩序與制度合法性作注的人站在一起，但他又是拿著高額薪水、生活優越的全球主義精英；他能夠無所顧忌地批判，因為他無被解雇之憂，而很多人沒有他這樣幸運；他的巴西國籍，成為他的庇護所，使他可以遁出美國政治，其哲學與理論在美國成為純粹的學術思想；而他在巴西的政治實踐，主要在國家工程的提案層面，未進入官僚體系的運轉與利益集團的博弈；他的兒女都加入了美國國籍，分別在讀哈佛金融與耶魯法律，準備好成為制度內的精英。我問昂格爾，他給盧拉最有價值的建議是什麼？他回答說：“我只有建議的實權。我一直在與政府作鬥爭。我本需要調動國家的民眾激情來實現我的方案，但我的職務是戰略部部長，我又不能這樣做”；“還是在政府之外，更能表達自己”。也許正如他所告訴我的：“黑格爾很早之前就觀察到，布爾喬亞式生活最後的唯一悲劇，是不可能把踐行的生活與思想的生活統一在一起。”這種精神分裂症似的脫節，是現代社會難以彌合的裂痕，也正是他試圖超越的。 　　 　　三聯生活周刊：你講到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國家所面臨的“精神殖民”，你說你最關切的是對西方思想的“替代性解釋”。你認為，對西方思想的重新解釋可以尋找到一條不同的道路，並應與中國、巴西等國家的實踐結合起來，這樣就會鼓勵對西方的反叛。但既然如此，難道不還是以西方思想作為參照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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