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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貿易順差的根源及其平衡方法

http://www.CRNTT.com   2014-03-05 08:20:58

假如想用資本項來平衡經常項，那麼對於一個貿易順差國來講，其方法就是通過資本項的逆差（即資本流出）來平衡經常項的順差。這種調整方法在發達工業化國家比較可行，因為這類國家的經濟增長已經處於穩態，金融自由化程度高，既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又有成熟的金融機構，因此，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環境下，既可以通過全球化的銀行，又可以通過國際化的金融市場開展對外投資，來實現資本項與經常項的對衝平衡。但是這種方法對於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並不可行，特別是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尚處於從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國家來說，更加難以用資本項的逆差來平衡經常項的順差。由於經濟增長尚未進入穩態和金融淺化，無法開放資本項。 　　購買外國國債的方法作用有限、風險很高 　　文章分析，在資本項不能開放的情況下，就只有通過央行購買外國國債的方法來完成對外投資，但是，購買外國國債對於平衡國際收支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且有很高的匯率風險。國債屬於政府融資，政府是非生產性機構，政府對外融資當然也是非生產性的，因此，政府融資最後都會轉變為社會消費，在居民進口邊際傾向不變的情況下，融資國的進口便會隨著政府對外發行國債量的增加而增加，而這又會造成投資國的出口增加和經常項順差的增長。不僅如此，融資國之所以需要從國際金融市場大規模借款，一定是經濟基本面出了問題，因此，隨著融資國對外發行國債數量的增加，其貨幣就會趨於貶值，這一結果給投資國帶來的便是較高的匯率風險。如果，我們把中國與美國在最近10來年中的貿易與金融的相互關系做一個考察，那麼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基本上就像以上分析的那樣，美國依靠來自於中國的投資所形成的資本項順差平衡了它的經常項逆差，而中國通過對外投資卻形成了一個福利下降的正反饋，即：中國投資美國國債，美國資本項順差擴大導致經常項逆差同步擴張，由此造成的美國進口增加導致中國經常項順差增加，從而需要中國對美國進行更大規模的國債投資。在這樣一個正反饋過程中，中國承擔美元貶值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但國際收支的順差卻因為這樣的正反饋而持續擴大，中國因此而陷入上文中提到的人民幣匯率升值、貨幣供應量有增無減（外匯占款發行所致）、出口下降、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化同時並存的困境。除了這些流量效應之外，從存量上看，中國還得面對投資美國國債收益率偏低、以及美元貶值帶來的存量資產縮水的福利損失。 　　通過資本項逆差平衡國際收支不可取 　　文章稱，盡管從理論上講，一國存在結構性貿易順差時可以通過資本項逆差來平衡國際收支，但是當我們回到現實中就會發現，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來說，在資本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採取這樣的方法來平衡國際收支幾乎是不可能的。 　　正因如此，經濟學家們便主張中國通過開放資本項目來促進資本流動，以便給出資本項逆差調整的操作空間。但是，國際經驗和實證研究的結果都已經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新興市場經濟體凡是開放資本項的，幾乎都沒有產生宏觀經濟管理層所追求的預期效果，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因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大都是不穩定的，當它們開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進行結構轉型的時候，在改革產生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以及對外開放的“追趕效應”或者“幹中學”效應的共同作用下，其經濟增長速度之快大都會超出人們的預期，從而會帶來巨大的投資溢價。但是，一旦制度紅利與人口紅利趨於消失、追趕效應和幹中學效應趨於遞減，那麼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就會趨於衰退，於是投資溢價轉瞬即逝。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這種倒U型波動，構成了對它們開放資本項的約束。設想這類經濟體在經濟增長之倒U型曲綫的左邊開放資本項，那麼由於經濟增長處在上升趨勢中，因此巨大的投資溢價會造成國際資本的淨流入，從而會對宏觀經濟帶來巨大的衝擊。或者當這類經濟體決定在倒U型曲綫的峰值上開放資本項時，那麼由於經濟增長已經見頂、資產價格處在高位，流量投資的溢價和存量資產的溢價都已趨於消失，這勢必會導致資本淨流出，所以，極易引發資本外逃的金融危機或貨幣擠兌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和貨幣危機為我們提供很好的佐證。當然，我們還可以設想在倒U型曲綫的右邊開放資本項目，毫無疑問，當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處在這種狀態時，其經濟增長已經陷入長期調整中，此時開放資本項，除了對外借款融資、用來平滑消費之外，並不會有生產性資本的流入，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依靠舉外債來維持消費穩定、而不是通過結構性改革來維持可持續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最終都會陷入到深重的債務危機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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