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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說理文化與公共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相對於互聯網，徐賁更重視學校對於培育說理文化的作用。他認為當代中國的公共話語面臨著兩方面的擠壓，一種是過度的簡化，以貼標簽的方式污名化、妖魔化論敵，這種粗鄙而充滿暴力色彩的話語在網絡上充斥。徐賁很擔憂地說，當今中國互聯網上充滿了敵意，使得正常的說理變得根本沒有可能。敵對戰線是以互相謾罵的常用詞來劃分的，這是他們射向對方的“槍炮子彈”，一方用的是“西奴”、“漢奸”、“美狗”，另一方用的是“五毛”、“腦殘”、“文革”餘孽。這兩條戰線之間只有交火，沒有說理對話。粗暴、仇恨、武斷和不寬容已經成為缺乏善意的戰鬥型互聯網話語特征。就此而言，筆者沒有徐賁這麼悲觀，互聯網誠然展現了這種鬥爭性的話語文化，但在一些小型的社群、郵件組和同仁網站，仍舊可以看到積極而有成效的公共討論。即使是在徐賁認為不是講理之處的微博空間，其實還是有傳遞資訊、意見宣示和澄清誤解等正面作用的。大勢所趨，或許我們只能更努力地讓網絡上的正能量生長，而不是充滿悲觀情緒地面對這個被網絡和手機裹挾的時代。 　　徐賁提及的對於說理文化有毒害的是一種貌似深刻的學術話語，追求的是偽深刻的表象，其實質是攪渾公共討論的空間。徐賁認為這些論斷“其實根本就是曖昧不清的，毛病就出在主要概念含糊不明、閃爍其詞，有的是出於疏忽，有的是故意的”。公共討論究竟是更加需要普及常識性的事實與判斷，還是需要引入看似深刻的學術話語來提升其品質？學術共同體的知識生產與公共輿論之間究竟應該保持一種怎樣的關係？在說理之中，究竟是遵循最基本的道德直覺重要，還是通過知識性的論證來尋找真理重要？理性與民意在公共說理之中究竟是如何分配其分量？這些都是面對當前喧囂而空洞的公共話語時需要反省的。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我們必須在公共說理中保持一種“平實的智性誠實”。而在一些所謂的“說理”（其實是詭辯）文化之中，歷史失去了應有的體溫（因為具體的有血有肉的個人被一種宏大歷史敘述給遮蔽了）因而變得無比“巨大”同時也無比“空洞”。 　　即此而言，親歷民國輿論史的學者蕭公權關於“言論自由”與“自由言論”的區分，為我們反省中國式的公共說理文化提供了一個獨到的視角：“夫言論之不自由，固為目前不爭之事實。然徒知提倡言論之自由而不努力培養自由之言論，則其論亦不免偏狹之病。何為自由之言論？發自獨到之思考，根諸事理之觀察，尊重他方之意見，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見之指使者是也。吾人試一檢時人之言論，其能虛心持平以立說，合於上述標準者固不乏其例，而意氣用事之談，褊狹無容之見，亦觸目易見。異己者勢欲打倒，同調者奉若神明，圓通寬大之風度，渺乎其不可尋。此種入主出奴，反自由精神之論，以較壓迫言論者之器識與見地，實無殊於一丘之貉。且言論自由而無理智之修養以為根基，則各自是以相非，群言淆亂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觀其欲以一人之私見，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與獨裁者之統制思想何以異。使與之易位而處，其行為殆亦不能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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