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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40多年鮮有人關注文革被迫害農民群體

http://www.CRNTT.com   2014-04-30 11:21:46

延伸閱讀：徐星紀錄片拍文革 聚焦底層受害者 　　內容摘要：“這麼多年來，‘文革’底層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沒有解釋沒有平反沒有補償。我希望我的新紀錄片給大家多提供一個研究角度—‘文革’中的農民，我試試填補這個空白。”徐星說 　　現在能看到的關於“文革”的回憶或者反思作品，內容幾乎清一色的是關於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普通人“文革”裡的生活則少有人關心。 　　作家徐星在1985年用小說《無主題變奏》以先鋒的姿態闖進人們的視野，一度轟動。《無主題變奏》和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共同被視為“現代主義”小說代表作，徐星和劉索拉也成為“現代派”的標誌性人物。之後徐星游走在中德之間，進行紀錄片創作。2008年他做了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試圖將個人的經歷融入歷史的敘述當中。現在，他在做一部關於農民的“文革”紀錄片，拍攝已經完成，後期工作尚在進行，片名他始終沒有想好。 　　“這麼多年來，‘文革’底層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農民，他們因‘反革命罪’進就進去了，出就出來了，沒有解釋沒有平反沒有補償。我希望我的新紀錄片給大家多提供一個研究角度—‘文革’中的農民，我試試填補這個空白。”這是徐星在微博上給自己紀錄片的注腳。 　　畫作背面的犯人登記表 　　2010年徐星結識了畫家賈和震。“文革”期間，賈和震因為“現行反革命”罪，在浙江十裡豐監獄度過了十年。他利用自己“墻報犯”(負責寫墻報、編畫刊和協助管教隊長做犯人的學習改造中的一些文字雜事)的身份，用監獄裡“犯人登記表”的背面偷偷作畫，出獄的時候全部都帶了出來。意外地成了一段平民史的見證。  　　徐星因此得以見到22份“文革”期間的“犯人登記表”，其中詳細地記錄了這些“犯人”的姓名、年齡、家庭情況，當然還有罪名。徐星給記者展示了部分“犯人登記表”的複印件，這些罪名包括：為首犯貢獻地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製造政治謠言、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書寫反革命信件、污蔑社會主義制度、吹捧劉少奇、參加反革命集體、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用氣槍污蔑毛主席寶像、參加反革命集團、任地下團團長…… 　　現在看來，有些說法充滿荒誕色彩。但是在當時，這些農民都按照“文革”期間不成文的規定被判處了至少十年以上的徒刑。這些犯人都是浙江本地人，大部分人都是農民。 　　一直以來關於“文革”的反思裡幾乎見不到農民的身影，他們沒有顯赫的身份，沒有名聲，沒有學識，數量龐大的農民的真正故事消失在浩大的歷史當中。 　　看到表格的一瞬間，徐星就覺得非常震撼，想要了解這些人的情況和現狀。2011年10月，徐星一個人扛著器材走訪了浙江20個郊縣，尋找當年“犯人登記表”裡的人。有些19世紀90年代的人早已死去，還有一些搬遷了住址。當年的住址多以“紅旗”、“革命”這樣的詞匯為名，很難對應到現有地址。 　　拍攝用了40多天，幾經周折，徐星找到了其中11個當年的“犯人”，還有一位沒有在登記表中，但是當年一個“犯人”的同案犯。這些人現在大部分是70多歲，神智都還清楚，往事被重新訴說。動亂過去了，他們身份一直是農民。 　　儘管官方歷史顯示，“文革”結束於1976年，但是徐星訪問的這些農民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才被釋放出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才說到平反，但是當時平反的都是大幹部和知識分子，農民就沒人管。他們就像螞蟻一樣。螞蟻一樣出生，螞蟻一樣死去。” 　　根據徐星的了解，“釋放”的過程僅僅是“釋放”，監獄告訴農民當時錯判了可以回家了。監獄方面會給農民一個釋放證，內容是：從××年到××年，“文革”期間×××，被××組送到××服刑，根據××給予釋放。沒有澄清，沒有正式的書面的官方無罪認可。 　　農民回到家發現形勢已經變化，再去找當地的鎮、鄉政府，試圖找到某些說法或者補償，當地政府給出的基本統一：國家有困難，要體諒國家，“文革”的災難都是“四人幫”搞的，全國都是這樣，如果人人都賠償怎麼賠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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