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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懂得”那個時代的人走了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12 14:14:14 |
人要敬畏某種有宗教性的超越力量 王:那麼您剛才說,您認為儒學有一種強烈的宗教性或者說有強烈的超越觀念,並不是壞事,您的看法是? 湯: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是超越性的。為什麼要對“天命”有所敬畏呢?因為人不能把自己看成無所不能的,要承認人是有其局限性的,所以要敬畏某種有宗教性的超越力量。這樣可以使人謙虛一些。超越性的“天”可以起懲惡揚善的作用。我常想,西方社會固然問題很多,但他們的社會相對比較穩定。為什麼?他們主要靠兩條,一是法治,一是宗教。因為“宗教”與社會道德是息息相關的。所以我是把真正意義的宗教與迷信區別開來的。 人類各種文明必須共存、互補 王:您在評論亨廷頓《文明的衝突》時,曾反駁亨氏論點,認為人類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是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不是互相對抗。911發生後,全球各處衝突不斷,許多人認為印證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說。您的看法呢? 湯:我剛寫了一篇文章,準備在清華(大學)演講,題目是《文明的衝突與文明的共存》,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談的。我是想,它(人類各種文明)必須共存。世界上現在主要是4種文明:東亞、南亞、中東、歐美文明,這四種文明都有非常長的歷史,而且覆蓋面都有10億以上的人口,你怎麼能不共存呢?從歷史上講,有那麼長的歷史,你怎麼消滅它?從它有10億以上的人口,你怎麼去消滅?不管美國怎麼稱霸,它沒法消滅伊斯蘭文明啊。特別是二戰以後,殖民體系瓦解,民族復興,建立自己的國家,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建立自己的文明,區別於別國的文明。比如馬來西亞建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定馬來語為國語,其他語言不能是國語;以色列也是一樣,希伯萊語本已經不是一種通用語言,但它複國以後,把希伯萊語定為通用語言。語言和宗教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西方中心論破產以後,不可能建立一個東方中心論,只能共存。 亨廷頓的思想是有所發展的。他後來寫了一本《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觀點有所改變。他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有兩大問題非常難解決:一大問題是原來的少數民族越來越膨脹,特別是黑人和墨西哥人;第二大問題,就是二戰後獨立的國家越來越多,這些獨立的國家都在學習西方的工業化,但卻不要西方的價值觀,他說這是不對的。他的希望是:不僅你要接受西方的工業化,也要接受西方的價值觀。 這是做不到的,伊斯蘭教怎麼能全部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呢?中國也不可能接受西方的全部價值觀。所以前途只能是共存、互補。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你必須互相吸收,假如西方的民主好,我就吸收民主這一部分,伊拉克、阿富汗都是這樣,但是它的基本信仰不可能被改變。 父親曾讓我讀《哀江南賦》 王:您的父親湯用彤先生是現代中國學術史上少數幾位能會通中西、熔鑄古今的國學大師之一,錢穆先生曾贊他為“純儒之典型”。他對您有哪些影響,比如在治學方面、做人方面? 湯:我父親他從來不給我講大道理,他生平只給我寫過三封信,他覺得用不著多說,也不怎麼管我,無論生活、學習都不管。只在我的中學時期吧,他見我愛讀詩詞,有一次從《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中找出他常讀的《哀江南賦》給我讀,這是他唯一一次單獨叫我讀的東西 。《哀江南賦》是南朝庾信寫的,講的是喪國之痛。還有《桃花扇》中的《哀江南》,也是父親常吟誦的。那時是抗戰時期,也正值國難,我父親常吟誦這兩首,表現了他的傷時憂國之情,對我的影響非常之深。而我父親又深受我祖父的影響。我祖父中過進士,做過京官,雖不是什麼大官,但他有兩句話,叫做“事不避難,義不逃責”,作為“立身行己之大要”。“事不避難”,就是困難的事情,你應該承擔的你就要承擔;“義不逃責”,就是合乎道義的事情,你就應該負起責任來。 王:這兩句話里是不是也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意思? 湯:對,有這個意思。 王:湯用彤先生又是著名的哲學史家、佛教史家,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傳世之作。據知,用“魏晉玄學”概括南北朝時期的哲學思潮特點,他是第一人,當年他為紀念自己在北大開講“魏晉玄學”課,將小兒子,也就是您的弟弟命名為“一玄”。這樣看來,您的大名是不是也有類似來歷? 湯:我想他大概是希望我做一個書生吧,中國古話:“一介書生”嘛。我實際也算是做了一個書生吧。(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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