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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後悔”

http://www.CRNTT.com   2014-12-17 12:15:34

以郭沫若的性情和作派，是否會因國民黨的“無理取鬧的攻擊”而打擊自己的寫作興趣，頗可置疑。《屈原》創作並公演後，遭到的攻擊並不少，郭沫若鬥志昂揚，興會淋漓，連續創作同一旨趣的《虎符》、《高漸離》、《南冠草》等作品，興趣不但未遭“打擊”，某種意義上倒是刺激了創作欲。那末，究竟是什麼原因使這個創作計劃最終未能實現，並成為作者的終身遺憾呢? 　　其實，也就在《抗戰八年的歷史劇》一文中，郭沫若已談及創作此劇之不易：“我曾經也想把這一段史實寫成一件藝術品，可是把這樣繁雜的事件，包括在一個劇本裡，是不太容易的事，就沒有動手寫。”郭沫若縱然是位“言志”意識強烈的革命家，但寫作史劇迥異於以邏輯思維見長的史論。他在這年2月所寫的《關於李岩》一文中，也談到藝術構思的艱難：“我自己本來也想把李岩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劇本的，醞釀了已經兩年，至今還未著筆。在處理上頗感困難。假使要寫到李岩和牛金星的對立而卒遭讒殺，那怕是非寫成上下兩部不可的。”在這篇短文中，郭沫若提到李一氓根據《甲申三百年祭》改編的京劇《九宮山》，並不認同此劇的藝術處理：“紅娘子劫獄之後，向李岩求婚不遂，遂拔劍自刎。這雖然也是一種處理法，但覺得未免太幹脆了。” 　　郭沫若自有其藝術追求。在連續寫出取材於戰國時期抗秦自救的《棠棣之花》、《屈原》等四部史劇之後，郭沫若還寫過一部自己頗為看重，卻不為同一營壘中的人士看好的《孔雀膽》。這種藝術的誤解倒是有可能對作者產生某種消極的影響。對這一時期歷史劇創作的壓軸之作《南冠草》，作者並不滿意回復先前幾部劇作舊境的藝術處理，很希望能有一種超越自我的突破。雖然這期間他有不少的創作計劃未能付諸實施，諸如釣魚城抗元、戚繼光斬子、王安石變法，但沒有一出如“李岩和紅娘子”這樣念茲在茲，長期醞釀而終未開筆的。 　　看來藝術構思的艱難是一個重要因素。這藝術構思不僅在於劇情的安排，人物關係的設置，更重要的是意境的蘊籍。直白地說，這藝術構思包含著最具決定意義的並非純藝術的因素。 　　這需要回到《甲申三百年祭》的文本上來。這篇史論主要論述三個歷史人物：朱由檢(崇禎)、李自成、李岩。前兩位是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而李岩則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有的學者甚至否定其存在。然而細讀全篇，不難看出，作者竟以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論述與李岩相關的史實。作者對李岩有極高的評價，認為“有了他的入夥，明末的農民革命運動才走上了正規”。這就不難看出作者的重心所在。作為一個經歷過“革命春秋”的政治活動家，郭沫若在史論的結尾部分有這樣一段感情凝重的論述： 　　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後，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民運動的利益遲早也會變質，而他也必然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於李岩們的誅戮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舉動，或擬投南明，或擬投清廷，那殺之也無可惜，但就是讒害他的牛金星也不過說他不願久居人下而已，實在是殺得沒有道理。但這責任與其讓李自成來負，毋寧應該讓賣友的丞相牛金星來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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