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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餘慶：歷史不是政治的奴僕

http://www.CRNTT.com   2015-01-03 08:24:29

延伸閱讀1： 田餘慶：溫嶠，東晉的出師未捷身先死身之士 　　採訪人鐘鑫，文載2013年1月6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田餘慶，1924年生，湖南省湘陰縣人。1950年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田餘慶先生的代表作《東晉門閥政治》1989年首次出版，其中將東晉一朝之門閥政治視為“皇權政治在特殊條件下出現的變態”的觀點深入人心。時值本書再版，我們約請年屆九十高齡的田先生再談皇權政治與門閥政治。在田先生看來，並無充分史料證明中國曾出現過西方式的“貴族政治”，即使是東晉門閥政治，也並未真正偏離皇權政治傳統，“專制皇權可能一時式微，可能一時旁落，但是不能須臾缺失”。  　　不無遺憾的是，這次再版時田先生本想增補一章《溫嶠與江州》，由於健康原因，最後並未如願完成。此次訪談中我們特別請田先生談了談這部分未能問世的內容，希望略補此憾。  　　田餘慶先生的代表作《東晉門閥政治》1989年首次出版，其中將東晉一朝之門閥政治視為“皇權政治在特殊條件下出現的變態”的觀點深入人心。  　　記者：在最新版的《東晉門閥政治》後題記中，您說本來還要寫一章“溫嶠與江州”。按照您的歸類，溫嶠似乎不是第一流的東晉門閥士族，為什麼要加入這一章呢？  　　田餘慶：關於溫嶠，我初探東晉門閥政治時已有較深印象。以他平庸的條件，過江不久就得到執政諸高門的接納和信任，平蘇峻後立即獲取東晉地緣政治中配置給他的江州地盤，這中間必有特殊的理由。只是他在江左生存只有十二年時間，其間居江州之位不過三年，既無眾多的宗族部曲相隨，更無出色的子嗣繼承，所以江州局面未因他的開辟而穩定下來。我留意溫嶠與江州一事，主要是探究溫嶠能在江左走紅的緣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響，填補東晉門閥政治和東晉地緣政治的一點空闕。  　　記者：原來您是從東晉權力格局中的荊揚對立、荊揚平衡的角度來看位處中游的江州，因而關注溫嶠歷史作用的。  　　田餘慶：十年前，我得見“代王猗盧之碑”殘拓及柯昌泗題記二則，推斷碑為劉琨立於公元316年3月至11月之間。此碑對於兩晉政權嬗變極具象徵意義。立碑年份也很關鍵。一、316年，拓跋部敗於石勒後一蹶不起，長期龜縮代北，未豫北方紛爭，劉琨則逃奔冀州段部，西晉在中原的旗號不複存在；二、苟安於長安的晉湣帝，同年降於匈奴劉聰，西晉更是名實俱亡，胡、羯完全占有長江以北；三、建康與長安原本是分陝而治的狀態，此時司馬氏政權在建康獨存，為西晉遺臣矚目，但缺晉朝法統與帝號。由於這樣的歷史背景，劉琨以他所具西晉所授大將軍、司空、都督並幽冀諸州軍事的舊日名分，與他在冀州所靠的鮮卑段部段匹磾共同領銜，派遣溫嶠出使建康勸進，使司馬睿稱帝獲得重要的推動力，溫嶠從而進入東晉歷史舞台。  　　記者：溫嶠並非一般的避難南渡人士，他是代表西晉末年的重要人物劉琨的，而劉琨的支持與建康朝廷的順利建立有密切關係。可是，劉琨為什麼自己不去建康而要派溫嶠南行呢？  　　田餘慶：據傳劉琨少無令譽，好游權貴之門，習性浮誇，史稱“佻巧之徒”。八王之亂之末，他受東海王越之命出督並州，歷經艱辛，獲得聲望。但他觀望於長安與建康之間，曾有“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仇”的寓志之句，與琅邪王並無近誼。而建康自永嘉以來，北士逐漸充斥，各據要津，未必看重劉琨。劉琨一心報晉，死前猶有“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贈盧諶詩，盧諶回答“百煉或致屈，繞指所以伸”，所伸自然是指伸向建康。劉琨屈居段部只有一年，就在段部內鬥中被縊死。  　　記者：《晉書》記段氏殺劉琨可能與王敦密使有關，盧諶理劉琨表也反覆替劉琨表白對建康並無二心，也許說明劉琨在琅邪王睿與南陽王保之間的觀望的確造成了政治波瀾。敦煌出鄧粲《晉紀》殘卷有溫嶠理劉琨表，同樣能說明這個問題。  　　田餘慶：太原溫氏本屬二流門第，溫嶠本人又“姿形甚陋”，但以勸進言辭獲得稱許。他盛贊王導為江左管夷吾，亦是謙卑而無所覬覦。他應對進退有度，江左勝流留有一些贈答詩篇可參。他帶來的勸進表文由“河朔征鎮華夷”一百八十人聯署，劉琨、段匹磾領銜，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凸現北方多種勢力對建康法統的一致認同。後來，東晉一朝對北政策始終是不與劉、石通使而與鮮卑拓跋、段部等親近。可以說劉琨、溫嶠所親所仇，奠定了東晉一朝對北方各部族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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