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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觀察兩岸關係 兩個基礎性視角

http://www.CRNTT.com   2016-05-05 00:17:07

例如習馬會之所以能夠實現，離不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持續推進，尤其是兩岸共同政治基礎的鞏固，同時也有賴於兩岸領導人的政治勇氣和對歷史負責的擔當精神。兩岸領導人會晤的前期準備，會晤的形式和名義以及會晤後所實現的政治效果和評價都深刻體現出施動者與結構的辯證互動關係。 　　習馬會是兩岸現有結構與主要施動者互相建構的產物，是結構制約下的施動者盡可能推動兩岸關係實踐的最大努力。首先，就施動者而言，習馬二人有得天獨厚的歷史條件和個人歷史能動性。比如習近平的堅毅品性和大開大合，敢冒風險的進取精神；比如馬英九的清廉正直，人品可靠，還有深厚的中國情懷，尤其是歷史定位的需要等等。可以說，兩人互有需求，而且又敢於實現需求。加之兩岸智庫的前期預研和溝通，更有兩岸事務部門的直接協商，這就促成了習馬在受現有結構制約的基礎上實現了最大程度的突破。 　　其次，就結構而言，認為有三個層面的文化結構：群內自有文化結構，群際共有文化結構以及國際關係背景結構。 　　（1）所謂群內自有文化結構，即兩岸經過六十餘年，甚至於自1895年以來的弱關聯性實踐活動，產生了不同的文化意義系統。彼此內部的文化結構，社會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形成有一定聯繫但又極為不同的觀念意義系統（文化），陳孔立教授就提出兩岸文化具有本質差異。而且兩岸彼此內部又有極為不同的群內互動機制和自組織形式。兩種意義系統（文化結構）對諸如兩岸政治定位，共同體想像，世界圖景展望，涉外關係認知，群體認同等一系列問題上都有排他性或者差異性認知。 　　（2）所謂群際文化結構，即兩岸自有跨兩岸群際互動行為以來逐步型塑出來的共有文化（shared culture），尤其是以和平發展為核心內涵的共有文化認知和基於交流協商達成諸多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識和協議，均是群際文化結構的重要內容，包括兩岸事務部門制度化聯繫機制和兩岸領導人會晤都是化為文化的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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