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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月刊：分裂勢力塑造台灣版想象的共同體

http://www.CRNTT.com   2024-01-02 00:03:1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想象的共同體”建構模式有三：一是“遠程民族主義”。或稱“克里奧爾民族主義”，典型例證發生在北美，移民們反抗宗主國英國，最終形成美利堅民族和美國。他們整合了北美殖民地各階層的訴求，反抗宗主國的壓迫和不平等對待，但在價值觀上同時吸取了歐洲啟蒙思想。遠程民族主義現象也體現在移居他國的移民們對祖國懷有強烈的政治認同並發起或參與指向祖國的遠距離跨國政治活動。“報紙上寫滿了母國的罪惡和貧困，移民們仍然有一種思鄉之情甚至負罪感；感受到母國的重要性，又在不斷為自己的新身份辯護；在國外過著安逸的生活，卻在網上鼓吹國內抗爭獨立”（摘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4年3月19日在清華大學的講座《民族主義演講中的新困惑》）。二是“語言民族主義”。即以語言為工具的民族主義政治理念和活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歐洲正是通過語言民族主義的創造，一種取代帝國的奴隸制和封建等級制，即主權的政治共同體誕生了。三是“官方民族主義”。即由國家自上而下推進的文化統一與政治統一進程。通過在交流工具（印刷術）、普及教育和內政構造等各方面的強制推行，上層統治最終促使包含多樣性和地方性的文化趨於同質化。“官方民族主義亦可看成塑造獨立民族國家意識的馬基雅維利式先期策略。” 　　“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儘管帶有唯心主義色彩，但也有其符合部分國家歷史和現實的一面。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指出：“英格蘭的觀念，是由丹麥和諾爾曼征服者打入赫普塔克人（赫普塔克是中世紀早期英國歷史上七國時代的七個國家）的頭腦的；法蘭西的觀念，是與匈奴人在夏龍的戰爭以及在與英國的百年戰爭中，被強加給互相對抗的法蘭克人、哥特人和羅馬人的；基督教世界的觀念產生於羅馬人的迫害時期，到十字軍東征運動中才成熟；衹是由於經過長期的獨立戰爭，合眾國的觀念才被接受，地區殖民者的愛國心才衰落消亡；在南日耳曼，衹是在與北日耳曼結成夥伴反對法國的鬥爭以後，才勉強接受日耳曼帝國的各階層在政治取向、黨派偏好、對外政策甚至民族認同上有不小分歧，但當外部“入侵”發生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原本民調低迷的澤連斯基成為民族團結抵抗的象徵，政權及軍隊內部腐敗、傾軋等問題退居其次。所以，俄羅斯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不再是對付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烏克蘭，而是一個全民團結、同仇敵愾的烏克蘭。另一方面，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客觀上也起到進一步激發和凝聚烏克蘭民眾的獨立國家民族意識作用。目前看，烏克蘭在歷經上世紀30年代、二戰後兩次大饑荒、前蘇聯解體、1991年獨立建國、與俄羅斯長期鬥爭、2014年克里米亞“入俄”等一系列“共同苦難的壓力和抵抗外來力量的共同需要”的洗禮後，極可能在俄烏衝突中將徹底完成獨立國家民族意識建構。 　　當然，“想象的共同體”理論也有諸多薄弱環節或難以自圓其說之處，中外理論界亦多有指摘。如中國的情況最典型。按照“想象的共同體”理論，中國和中華民族具有“三種模式”的所有條件，本應早就碎片化、歐洲化了。但實際情況是，中國維繫了兩千年“大一統”。另一方面，“想象的共同體”理論並非線性、單向的，其三種建構模式的作用機理和實踐案例表明，其既可成為推動分裂成族建國的理論工具，也可以用以啟發國家民族認同和統一。換言之，“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對推進“獨立”和維護統一的任何一方都是“雙刃劍”，恰當運用，亦可制衡和解構分裂主義，成為反分裂的理論工具，進而在維護國家民族認同上發揮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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