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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五四”……

http://www.CRNTT.com   2009-04-28 09:03:44  


 
  但是,在當時中國,這種政治哲學的確勢單力薄,難成“氣候”。1937年抗戰爆發,胡適感到對國家更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於1938年秋出任駐美大使,盡力促美對日作戰。就這樣,他雖然一直未入國民黨,且對國民黨深有不滿,但與國民黨的關系卻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對“新文化運動”受到“五四”的“政治幹擾”頗有微辭,對“新文化運動”依然贊賞有加,并因堅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對蔣介石不尊重 “約法”一再地連任“總統”而與國民黨當局又起激烈衝突,國民黨發起了對他的批判運動。他曾在衆人之前反駁蔣介石認為忠信悌孝、禮義廉恥是中國特有的道德,強調 “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令蔣大為惱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演講中,他仍堅持“五四”時的觀點,反對“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說法,強調西方近代科學新文明 “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這又在台灣引起了對他的新一輪批判,及至他身後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論戰……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 “老師輩”,聞一多則是受其浸淫的“學生輩”,但對新文化理念的堅守,則同樣堅決。 

  衆所周知,“拍案而起”的聞一多先生於1946年7月15日倒在國民黨特務的子彈下。但就在幾年之前,他還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對共產黨抱敵視態度。由親蔣反共突轉為擁共反蔣,變化如此之大,自有種種複雜的社會和個人原因,但國民黨對五四精神、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華和外國留學讀書時,深受國家主義、漸進改良主義影響的聞一多對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思想十分反感,認為它是只破壞不建設。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幾乎一致反對、譴責張學良,聞一多的態度更為鮮明。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被推舉為起草電報與宣言的七人委員會成員。在《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中,他們憤怒譴責張學良說:“同仁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話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衝衝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直到19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黨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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