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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迷信權力的辛亥革命不會徹底

http://www.CRNTT.com   2011-06-24 14:54:31  


 
  第三股力量是體制內部袁世凱所代表的北洋勢力。在晚清,北洋代表著改革派,是正面人物。特別是袁世凱,如日中天,是國家重臣,幾乎所有晚清的新政都是他推出的,他當時代表著一個改革的形象。北洋是新政改革的有力推動者,在新政當中也是撈足了好處,通過編練新軍,整個北洋成為當時最大的實力派,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到了清朝的最後十年,他們在權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國家軍事、經濟命脈,尾大不掉,成為清廷擔驚受怕的異族勢力。當慈禧去世,小皇帝溥儀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就是將袁世凱打入冷宮,“回籍養屙”。袁世凱雖身處鄉野,卻時刻窺探著局勢變幻,準備有機會東山再起。雖然袁世凱被削下去了,但北洋這股勢力還在,還是他的人,都是他小站練兵帶出來的,這股力量具有極大的顛覆性。

  晚清清廷迫於形勢搞新政,但是改革也從潘多拉的盒子裡釋放出了三個魔鬼,這三股力量釋放出來後,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用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話說,這叫做“參與爆炸”。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當中,由於社會流動的加強,就會形成參與感的加強,最後會形成“參與爆炸”,就是很大的政治參與的壓力。這個時候,它會考驗統治者的智慧。倘若統治者明智且有魄力,當順應時勢,通過立憲,將新政所釋放的動力,引入憲政的池子,讓他們到國會裡面去相互競爭,從而以制度轉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穩定。然而,氣數已盡的清朝最後一代統治者,敢於搞新政,卻沒有勇氣開放政權,面對日益高漲的參政壓力,最後來了個倒行逆施,推出了一個皇族內閣以壟斷權力。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動員起來的政治力量,不說民間的反滿勢力,即便是溫和的士紳階級和權力中心的北洋勢力,也從此心懷異心,謀求突變。

  對新政最不滿的人是各省的士大夫精英,他們本來希望朝廷能順應潮流開放政權,提前立憲,搞國會選舉,結果卻來了個皇族內閣。地方士大夫精英的領袖是南通人張謇。他在南通辦紗廠搞實業,是江南士大夫的精神領袖。張謇和湯化龍等人領導了三次請願運動。他雖然過去和袁世凱關係一般,但竟然放下架子,在去北京的途中到河南拜訪了袁世凱。等到武昌起義一發生,清廷馬上召集袁世凱,要他率領北洋軍去討伐。袁世凱推三阻四,張謇一開始還是希望能鎮壓革命,後來發現這股勢力開始彌漫開來,決定轉向革命,張謇所代表的這股核心力量開始背棄朝廷。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個轉折。清廷這才如夢初醒,馬上宣布立即召開國會,實行虛君共和。

  清廷公布了“十九條信約”,宣布立即實行責任內閣、頒布憲法。原來立憲派提出的條件只是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十九條信約”索性更進一步,是英國式的虛君共和。虛君共和雖然保留了清帝為君主,但他只是一個國家的象徵性權威,而且其權威性不再來自天命,而是憲法,國家的權力轉移到了議會以及由議會所選舉的責任內閣。但是,這個方案竟然沒有被接受,這個方案假若被接受,很可能就沒有民國初年的亂局。三股力量中沒有一股力量願意接受這個方案。為什麼會放棄這個方案呢?這和中國傳統的觀念有關,中國的士大夫們受到中國古代政治傳統的影響,他們太崇拜權力了,以為權力就是權威,權力與權威在中國古代是合二為一的,皇帝既有權力又有權威,但是這兩者並非同一。權力是統治者的控制能力,權威是被統治者所認同的自願服從的統治。二者在中國古代皇帝身上合二為一,因為皇帝是天子,中國古代最大的權威是秉承天命。當然,在中國古代政治裡,權威也不是只有皇帝才有。按照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權威學者張灝教授的說法,中國古代政治有雙重權威,一重在皇帝那裡,另外一重在士大夫精英那裡。皇帝掌握了政統,士大夫掌握了道統和學統。張謇這批人考慮的是天下不能亂,寄希望的不是制度性權威的和平演進,而依然是一個可以安定全國的權力中樞。過去他們將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見舊主大勢已去,便轉向了實力派人物袁世凱,於是在共和的名義下導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戲。 “十九條信約”如果能夠實踐的話,它是一套制度,人不重要,清廷只是個虛君而已。但立憲派這些人太短視了,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他們還是迷信人的力量,錯過了從人治轉向法治的歷史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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