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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粵港澳大灣區融天下之長

http://www.CRNTT.com   2019-05-04 00:11:19

1979年建市的深圳，領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風氣之先，與香港堪稱血脈相連，無疑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最直接地經常性接觸外來制度和吸納外來經濟模式的地方。深圳作為中國內地設立的最為成功的經濟特區，就是在不斷突破現狀的過程中積蓄能量、發展壯大的，無論當年的設立特區，還是率先進行的土地拍賣，都是通過對當時制度與模式的突破與創新才得以實現的，突破與創新堪稱深圳立足之根本、發展之精神。應該說，對各種有利於發展的制度與模式的擷英集粹，是深圳奇跡的重要基石。 　　廣州曾經是清王朝對外貿易的唯一窗口，乃是中國大陸長期“華洋雜處”的地方，歷史上就非常容易接觸外來制度和模式，也是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著名大城。珠三角作為最早大量接納港澳台及海外投資的區域，長期接觸港台文化，對港台文化及海外文化不僅不陌生，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接納並部分地內化為本地文化。港澳居民以廣東人所佔比例最大，經常性的返鄉尋親訪友，使得很多港澳居民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相當熟悉。這個地區的民眾經過長期的接觸、合作、磨合甚至爭執，對於不同制度與模式的共存發展習以為常，對外來的優勝之處明顯比其他非特區的地方，具有更強的適應與吸納能力。 　　放眼世界，應該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夠像粵港澳大灣區這樣，多種制度、模式、法系法域和文化直接碰撞、磨合、交融。而在這種直接的碰撞、磨合、交融過程中，為了某些共同的利益或更大的目標相互理解、妥協、忍讓、權變就必然發生，形成新的共生模式也就成為必然。從這個角度講，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比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地區更具有融合創新型模式的基因。 　　2000年底筆者採訪《亞洲事務》總編輯法國人貝齊爾，他說台灣問題很複雜，包括“概念上無法理解：中國是國家，台灣是地區，其中在主權問題上有關國家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主權與治權不同等等的爭辯，對法國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因為在歐洲沒有這樣的情況，沒有這種爭議”。⑤但是兩岸對此卻覺得很正常，港澳民眾對這種兩岸之間的“複雜”也安之若素：就是心理上對此見怪不怪，也可以說見多識廣。從貝齊爾總編輯的觀點可以看出，兩岸政治制度的複雜程度是西方世界難以理解的。同樣，粵港澳大灣區的“複雜”程度也是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 　　也正是因為必須面對極為複雜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法系法域、運作機制、社會文化的差異甚至對立，粵港澳大灣區最初的融合可能起步比較艱難，但是有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磨合、調适、改革與創新為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客觀規律還是具有內生的巨大能量，當經濟生活越來越互相浸潤融合，共同發展的巨大成果與輝煌前景，將推動相互之間心態的調適與合作方式的創新。也正如貝齊爾總編輯當時就特別強調的，中國大陸令他感到印象最為深刻的其中一個因素就是體制與機制創新的能力是很強的：“中國大陸具有很好的自我組織和安排的能力，在機制和體制的改革方面做的很好。這其中，有著對自己的獨特思想文化的繼承，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這是一種再生、復興或者說崛起，這完全歸功於自己，關鍵是不再衹是模仿他人或剽竊；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是將古老的一套東西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從而出現了很好的政經發展趨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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