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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峰：中評社的智庫媒體概念與作用

http://www.CRNTT.com   2021-02-18 00:06:02

在香港問題上，中評社智庫媒體長期扮演了“烏鴉嘴”的角色，也就是不斷提出“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發生的嚴峻問題，可是很多有權位的人、有利益的人是不願意聽的。如果中評社妥協，就會成為盲目吹捧、為不正當決策辯護和背書的、被權力俘獲的智庫及媒體。然而，事實告訴我們，要拒絕作為權力俘獲的智庫媒體，權力就會遠你而去，你就必須耐得住寂寞。否則，終將被權力俘獲。 　　2、“權力為知識俘獲”：智庫的話語獨白和專家霸權。相對而言，專業的智庫通常會優先生產或獲取知識，並通過知識鴻溝形成話語優勢，並進而形成以專家為核心的“話語獨白”局面。從政策權力分配來看，過度話語優勢重新建構了智庫在公共決策中的權威，把智庫及其專家的作用推到一個核心和主導的地位，形成“知識／權力”壟斷體制，從而促使一種“專家霸權”的異化現象出現在政策活動中。現實中，專家霸權可以具體表現在政策問題建構、政策方案規劃以及政策評估等諸多方面。總之，當智庫憑藉知識優勢壟斷政策話語權，俘獲公共決策的權力，導致對其他政策主體尤其是公眾的排斥，則必然構成對公共決策的公共性、民主性的破壞。 　　在這個問題上，中評社智庫媒體從來不在智庫小圈子裡面樹立所謂的權威，傳播平台也從來不為任何一個權威所壟斷。中評社採用了開放的、多元的、討論的方式集納專家學者的思想智慧，沒有一言堂現象。很多智庫喜歡以某個影響力大的學者為旗幟，號令諸侯，這就容易產生“權力為知識俘獲”的異象。中評社對此事敬而遠之。 　　3、“知識為市場俘獲”：智庫違背其非營利屬性，成為具有功利化傾向的經濟工具。智庫畢竟是由不同領域的專家個體組成，個體的私人需要使得智庫成員本能上也具有“經濟人”動機。在美國，出於自身利益需要，不少智庫成員或明或暗地為富人、企業、財團提供政策游說服務，並從中撈取高額酬勞，而智庫組織本身同樣面臨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的生存問題，容易跌入“金錢依附陷阱”。此外，近年來美國一些私人財團熱衷資助智庫，其動機並非出於公益心或慈善心，而是基於服務其私人財富的考量。在他們眼里，智庫衹是其經濟實力轉換為政治權力的工具。對此，有學者明確指出，美國不少智庫已“成為重大經濟利益的工具”，這也間接反映了智庫的功利化傾向。 　　作為智庫媒體，中評社在實踐中深刻體會到，一般來說，智庫都很難跨越資金與利益陷阱，媒體更是如此。尤其在港澳，做什麼智庫，沒有錢是萬萬不可能的，不依附在資本的權杖下，智庫無從運作。而傳媒更甚，沒有資本就沒有影響力，幾乎是定論。要突破資本的綁架，談何容易！所以，要超脫利益集團的駕馭，以國家利益、香港整體利益為思考、為傳播的原則，是何其難哉！  　　4、此外，在中評社智庫媒體的實際運作當中，我們發現了近些年來發生在智庫層面的異變，即是在自媒體幾乎壟斷話語權、甚至主流媒體也轉型進入自媒體之後，反分層主義的潮流盛行。本來，在進入大數據時代之後，政府政策、公共議題與民眾直接互動，甚至廣泛接受輿論監督更是民主的表現，是社會的進步，是好事情，也是智庫媒體樂於看見的變局。但是，智庫異化的問題也因此格外突出，其中的反分層主義更是令人不安，直白地說，就是任何對某個領域從來沒有涉及、更沒有深入研究、不知所以然的所謂學者，可以利用社交媒體直接挑釁、質問、攻擊這個領域的公認的權威專家，並且用自己所擁有的粉絲來實施輿論打擊、施壓有關人士及機構。我們注意到，反分層主義的極大危害，就是迫使理性主義退讓，從而讓反智主義成為社會輿論主導。在中美關係上、香港問題上、台灣問題上，反分層主義的言行尤為囂張，一度形成了反噬國家大政方針的危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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