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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再論中國南海主張的代表權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21-06-14 00:02:56

第二，法庭考查證據（Assessment of Evidence），全憑法庭判斷最終決定，甚至可考察和采納“違背己方利益證據”。〔16〕具體而言，（1）考查證據效力，間接證據係作為直接證據的補充，其證據效力遠低於後者，在不能取得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法庭可采納間接證據。比如，國際法院1949年科孚海峽案，法庭在不能實地調查取得阿爾巴尼亞證據時，采納了英國提供的間接證據。〔17〕（2）法庭可檢視一些特別證據，即訴訟方具特定身份的人，作出對己方不利的聲明。若由高階官員作出且公開發表將會歸於該當事方，儘管該證據違背當事方利益，但法庭認為仍可自由評價該證據。〔18〕但，從國際法院1984年尼加拉瓜訴美國軍事行動案看，法庭采納“違背己方利益證據”呈現兩個限制：1、己方高階官員，係美國政府系統內部的高級官員，法庭雖未言明其具體官階，但有一定代表性且一定程度可反映政府意志；2、在美國不到庭情況下適用。〔19〕 　　2013年8月27日，南海仲裁庭公布《仲裁規則》，〔20〕該案證據規則對自由裁量權的規範似乎秉持國際法院之做法，體現在： 　　第一，證據來源者資格。《仲裁規則》第22條（證據規則），未規定證據必須源於原被告雙方。故，南海仲裁庭在證據來源者的資格上，可自行決定何者以證人或證據提供者身份參與南海案。除了原告菲國參與南海仲裁案舉證，有來自第三方學術機構，比如，台灣地區的國際法學會（CSIL）以法庭之友名義（Amicus Curiae）向仲裁庭提供證據和建議，為仲裁庭所接納、考查、評價。〔21〕 　　第二，仲裁庭考查證據可自行決定證據取捨。《仲裁規則》第22（7）條：證據的可受理性、相關性、以及證據效力的權重等均由仲裁庭決定。換言之，仲裁庭掌握考查證據的最終決定權，無論何種證據形態、種類，當然包含了不利於自己一方的證據。 　　3.2南海案之關鍵：程序審理（可受理性和管轄權問題） 　　菲國於2014年3月30日正式向南海仲裁庭提交了訴狀，但中菲兩國對程序問題持相反立場，中國認為仲裁庭無管轄權，故不到庭和拒交答辯狀。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附件七第9條，中國不出庭時，仲裁庭對於菲國所提主張之檢視不得馬虎為之，仍需查明程序問題：（1）是否真實存在爭端（可受理性問題）；（2）是否對爭端有管轄權。倘若仲裁庭通過程序審理門檻則進入實體審理，反之，則無後續審理之必要，因此，程序審理可否跨越兩大門檻（可受理性和管轄權問題）成為南海案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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