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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09-01-23 10:24:54

周其仁：計劃制下的工廠並非基於市場契約的公司，而是行政結構的一個附屬部分。即使回到計劃體制建立之前，我國傳統的組織文明也存在一個缺陷，那就是行政等級維繫的國家組織比較發達，靠血緣親情維繫的組織也比較發達，惟獨基於自由契約的市場組織遠不够發達。所以，中國的現代化——特別是把數億農民卷進來的工業化與城市化——不但要面對計劃體制的組織遺產，而且要面對傳統歷史的組織遺產。最重要的，是發展基於契約的市場組織。有了這個認識，我對“公司”的興趣就經久不衰。在美留學期間，我對科斯的企業理論下過功夫，為回國以後開展的企業調查做了一些“家庭功課”。大約從1996年起，我就陸續獲得進入中國企業調查的機會，包括濟南的小鴨洗衣機廠、上海幾家紡織系統的公司。我還“混”入聯辦投資管理公司，和那裡的同事搭伴調查公司，前後參與了近20家公司的融資和改制的調查研究。 　　記者：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改革的焦點。你對企業進行調查研究，發現了哪些問題？在哪些方面促進了你對產權問題的思考？ 　　周其仁：我看到，傳統國企有兩個問題要解決：一個就是從來不承認“公產”要以公民的私產為基礎。另外一個，就是通過行政命令、而不是靠自願的契約把各種要素組織起來的。問題是，離開了在清楚的私產基礎上發展的市場合約，難以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斷提高。在全盤公有化時代，財產的惟一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個活生生的自然人，因為任何私人都不得合法擁有生產性資料的財產權利。公有企業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大量資源處於“公共領域”之中，刺激了形形色色的私人攫取行為，卻無從充分動員保衛公有資產的力量。 　　記者：2004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對幾家內地公司提出的質疑，在網民和媒體的持續關注下，最終上升到對整個中國產權制度改革的爭論。你也參與了和郎鹹平的爭論。 　　周其仁：產權改革並不是哪一個好事之徒策劃出來的。如果傳統國企有競爭力，誰想改也改不動的；如果其他的辦法可以解決問題，“產權改革”根本就提不上日程。我對很多無謂的爭論沒有興趣，因為常常只有熱鬧、卻沒有認識上的進步。但是，當有的輿論從指控個別公司改制侵吞國資，升級為“所有產權改革都在侵吞國有資產”，甚至聲稱不但要“結束‘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而且要“改變國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國變成“大政府主義的國家”，我覺得就不能不站出來回應。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到東北國營農場上山下鄉以後，我對那種名義上是全民的財產，但實際上人們連對眼看發生的浪費和揮霍都無能為力的體制，早就有了實際的體驗。那樣的體制不改，中國經濟怎麼會有希望？ 　　在國企的改制過程中，確有外部投資人、企業經營者與國資的管理官員利用權錢交易侵吞國有或者集體財富的事情。我一直在揭示這種攫取行為，認為這是改制走向邪路的現實危險。這裡面的規律是,凡是含糊不清、未得到清楚界定的權利，總有人千方百計地下手“攫取”。傳統公有制一天不改，花樣百出的資產攫取就一天不會停止。要終結攫取，只有根本改革那種名不副實的傳統公有制。因此我認為，叫停改革，不論主觀動機如何，實際效果只能是延長國資被攫取的時間、增加國資被攫取的機會和數量。正確的選擇，是堅持改制的方向，同時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盡最大可能減少改制中的攫取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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