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第13頁 第14頁 第15頁 第16頁 第17頁 第18頁 第19頁 第20頁 第21頁 第22頁 第23頁 第24頁 第25頁 第26頁 第27頁 第28頁 第29頁 第30頁 第31頁 】

中美建交30年中5位美國國務卿

http://www.CRNTT.com   2009-02-09 06:53:33

1977年基辛格退出公職以後以相當的精力致力於中美關係的發展，繼續發揮著中美之間溝通的民間管道作用。中美關係由對抗走向合作的戰略轉變已經過去了30多年，當年的戰略謀劃者中，基辛格最為年輕，當年的戰略謀劃者中也因此只有基辛格還在世，從這一意義來說基辛格也是中美關係30多年戰略演變的唯一見證人。自1971年以來，基辛格一直是中美友好合作堅定的實踐者、維護者和支持者。 　　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美國成為唯一的政治經濟軍事大國，繼承蘇聯大國地位的俄羅斯淪為二流國家，中國地位迅速上升。基辛格也認識到冷戰後全球地緣戰略格局最為引人注目的變化即中國的崛起，但是，基辛格並不認同所謂的中國威脅論，2002年4月基辛格在上海紀念《上海公報》發表30周年的會議上指出：“那些相信與中國對抗可以作為國家戰略的人不理解現在和將來國際體系的動力學。”他認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長久的，耐心的。在北京看來，地緣政治的挑戰不是來自鄰國的征服，而是防止它們聯合起來反對中國……一個更為審慎的中國政策路線應當貫徹其傳統治國之術的基本準則——使遠方的蠻夷反對鄰近的蠻夷(遠交近攻)。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處於塑造中國地緣政治選擇的地位——正好是一個可能的安全網路，而不是固有的敵對。 　　總之，儘管會有波動，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這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政策的核心。”他認為美國的亞洲政策在於“反對任何大國支配亞洲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系……但是明智的美國政策是努力防止出現這一後果。它要求與亞洲的所有主要大國培育合作關係，以在局勢需要時保留聯合行動的可能性。但是它也需要向中國傳遞這樣的資訊，即反對霸權的同時美國優先考慮一種建設性關係並且美國將促進而不是阻礙中國參與穩定的國際秩序。”總之，“在可以預見的幾十年內，美國擁有外交、經濟和軍事優勢，允許美國塑造未來而不必先發制人地對抗中國”。對抗也不會給美國帶來更多的戰略利益，反而可能導致美國戰略機動性的喪失。他呼籲美國的中國政策應該更具現實感，因為合作是雙方的需要，“問題不在於怎麼樣為這一關係貼標籤而在於其內容是什麼。合作關係不是哪個國家給予對方的恩惠，而是兩國有著共同的利益”。 　　基辛格同時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改變世界政治地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國和亞洲的崛起將使國際體系發生巨大的重構。世界事務的中心將會從過去三個世紀所在的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但是，將冷戰後的中國類比為20世紀之初的德國“是危險而錯誤的”，畢竟除了同樣都是由於迅速崛起導致戰略格局的重組之外，中國和當時的德國所面臨的戰略環境、戰略文化有著根本差異。中國在亞洲面臨俄羅斯、日本、印度等軍事強國的競爭，還有臺灣問題的掣肘，因此“當中國確定其合作的意願、否定軍事挑戰時，其所表達的與其說是一個戰略偏好，不如說是一個戰略現實”。因此，遏制中國的政策顯然脫離了亞洲的戰略現實，“美國與中國合作關係的政策的利益在於造就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他認為，“儘管存在文化差異，中美對話自尼克松政府開啟以來一直是以後歷屆政府非同尋常地堅持的政策，並使之成為長期關注的政策。從許多方面來說，它是20世紀美國外交政策中最為始終如一的兩黨共同的外交政策。”基辛格還從更為廣闊的全球背景強調新世紀中美關係的重要性：當新世紀開始，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完全能夠決定我們的後代是生活在一個比20世紀還要糟糕的混亂狀態還是見證一個與普世的和平、進步渴望相一致的新的世界秩序。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第13頁 第14頁 第15頁 第16頁 第17頁 第18頁 第19頁 第20頁 第21頁 第22頁 第23頁 第24頁 第25頁 第26頁 第27頁 第28頁 第29頁 第30頁 第3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