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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汪輝“抄襲門”

http://www.CRNTT.com   2010-04-13 11:38:23

我記得劉再複曾說過，現在不是導師帶研究生，而是研究生帶導師。這話怎麼理解？要是從學識修養、文章做法、理論功底來講，當然是導師帶學生；但若是從滿足當時的社會需要，破除原有的舊觀念，大膽、積極地引進西方現代學術知識，不斷提出新說來看，的確是那幾批研究生比導師們更為積極地、激進地推動這個發展勢頭。當然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稚嫩也惹了不少禍，甚至出了不少洋相。當時七七、七八、七九屆大學生和頭幾屆研究生們，雖然連文章都不太會寫，按照今天的中學語文教師的標准來看，不但常常文理不通，病句滿紙飛，連如何規範地引用資料、做注釋都不會。即便如此，他們仍然率先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引領著當時的學術界思想界往前走。今天的人，如果得意洋洋地簡單地以“浮躁”、“游談無根”來判斷當時的歷史正誤，以事後諸葛亮的高明對過去人們所犯的“簡單的”錯誤大唱勝利凱歌，就會忽略其中隱含的歷史的複雜性，無法理解當時人們的深層社會心理與歷史活動的動機。這裡略舉幾例吧。我記得陳平當時討論中國史與西方史的長文，意在解釋中國為什麼封建制度延續如此長的問題，在光明日報上整整一版連一個注都沒加。 　　再舉一個例子說明當年年輕學人的衝勁兒。1983、1984年，由於當時學術界鼓吹“三論”的文章越來越多，已成熱潮。我的一位學兄（八三級碩士生）也寫了大量用系統論、控制論術語拼裝出來的文章。當年我曾經在一個石油化工企業工作過七年多，整天接觸的就是儀表、電器和自動化控制等，所以他的文章拿來後，我不像別的搞文學的師、友們說的“看不懂”，而是覺得很平常，而且能看出他對於系統論、控制論術語運用得不准確的地方。我感到他說的不是“文學”，而可以是任何什麼東西。像這樣一種以簡單化了的“三論”生生搬來解說文學，的確令人感到有簡單粗暴地炮製文學理論的嫌疑；另一方面，也讓人感到當時急於突破傳統文學理論束縛、開辟新道路的焦慮心情。這些表現，大概都屬於“成長的煩惱”之必經階段罷，由此可見，當時的我們，可真夠生猛的啊！後來我這位學兄在另一個方向的研究上下了功夫，別樹一幟。如果我足夠認真的話，我會把他後來的這些研究著作找來研究批判，而不會只對他年輕時的習作窮追猛打，抓著不放。  　　這裡我只能蜻蜓點水地提一提八十年代影響巨大的一些論述：像金觀濤、劉青峰兩先生提出的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說，李澤厚先生的三部思想史論與《批判哲學的批判》，劉再複先生的性格二重組合論與文學主體性，劉小楓先生的《拯救與逍遙》對中國思想史的批判，響絕一時，不僅是當時人們共同討論的話題，有些說法和命題已經被知識界所共享。而1986年那匹“文學黑馬”在批判李澤厚與“新”儒家時，那篇著名的論文之不規範，思想混亂，理解錯誤，知識誤用，在在皆是。客觀地講，他這篇文章還算不錯的，他畢竟還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張，試圖清算李澤厚-新儒學的“負面影響”。那時在各種沙龍、小圈子裡和研討會上，你聽吧，各種發言，討論，甚至洋洋萬言的文章，既有真知灼見，思想火花，嚴肅的探索，也到處能聽到大膽妄言，無根無據地亂說，不由理路，任意生造，那才叫泛濫成災的真正的文風不正，一句話，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實，今日又如何呢？）。我們這些初登學術舞台的年輕人，也不能免俗。用錢中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把聳人聽聞誤當成振聾發聵，要是真來重新檢索那時的文論，並以今日嚴格的標准來衡量，恐怕有相當多的文章得槍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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