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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批評者的反思和不安

http://www.CRNTT.com   2010-12-13 13:42:26

要從什麼角度看，從樂觀的角度看，尤其是國家在國際上地位看，國家領導人可以說，當今是“盛世”，堪比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在提高大部分人的物質生活質量來說，成就也值得表揚（污染另提），在做大蛋糕這一點，異議的人不多。關鍵在蛋糕分配，做大過程中的侵犯合法權利等。目前核心問題的一點是，政府威信的日漸喪失，軟實力失去，兩杆（筆杆、槍杆）只剩一杆，這一杆將是以後的動蕩決定性因素之一。這個問題對於反對派來說，固然不是壞事，對全盤考量的人來說，預示著一個動蕩時代的來臨。  　　三，作用  　　知識分子也就一支筆，一張嘴，純屬於軟實力。在如今盛世，在朝者有自己的禦用知識分子，也不乏表揚。因此，在野知識分子就是一個選擇，批評政府。以政府的立場看，如果以後，國家動蕩，知識分子無疑也是起到“功勞”，負有責任。然而，在知識分子的立場看，這不是一個多項選擇。閉嘴、讚美，更是對民眾不負責任。如今，政府的權力太大，靠公眾輿論制約，庶幾可以起點作用。然而，這種制約的副作用，就是，政府信譽的逐漸喪失。這裡的主要原因不是別人的批評，而是自身合法性、吸收民意渠道等的缺陷，如果政府在批評中改進，豈不是一個很積極、良好的互動作用。世事的複雜性顯然不止於此。  　　我國政府之前確實也在改革，經濟上，從純國有模式，現在已經演化為有很大市場經濟，摻雜國有壟斷的半市場經濟；政治上，從蘇聯模式，轉化為半蘇聯、半傳統的所謂威權制度。民本再次提上政治口語。言論空間已經寬鬆，才會有大量的時評出現。漸進、激進，不進，大改，小改不改等思維都在博弈，在史無前例的體制下，有必要借用下其他國家的經驗。    　　四，激越  　　個人很警惕自己的激越，餘英時先生說過：    　　“自覺或不覺，許多人——尤其是在文化和政治上最為活躍的人——都轉而相信“政治力量”可以決定一切，這是中國悲劇的一個主要造因。文化要求理性與情感的平衡，而現代中國則恰恰失去這個平衡。各種強烈的情感——民族的、政治的、社會的——淹沒了中國人的清澈理性。怎樣恢復這個理性？這首先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個別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無力感，覺得自己面對巨變，無可奈何，因此毫無顧忌地發為激越的言論。但無數個別激越言論的集合最後終於造成一種共同的“聲勢”。另一方面，社會上永遠有一批政治野心家等在那裡，他們屬於邊緣知識分子，不能自造“聲勢”，但卻最擅於利用已成的“聲勢”，這幾乎成了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的一個規律。知識分子的“無力感”也加深了他們對於“文化超越”的懷疑，因而更助長了“政治決定論”的普遍意識。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誠然是值得同情的，但這種命運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的“無力之力”所造成的。這是絕大的歷史諷刺。所以知識分子僅以“批判”自豪是不夠的，他們必須進一步進行“批判”的“批判”，包括對於自己那種“無力之力”的深刻認識”。《論文化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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