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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我只是拼命別受社會的影響

http://www.CRNTT.com   2011-03-25 13:20:46

南都周刊：如果說“《西藏組畫》完成國家立場到個人立場的轉變，當時完全憑直覺，憑本能……”，後來你在藝術上也幾經轉變，三聯畫、畫書、畫照片等等變化，應該不僅僅憑直覺吧？ 　　陳丹青：開初和最後，都靠直覺，中間的過程，什麼都得動用，要想，要比較，要學習，要掙扎，尤其是，反反覆複的工作。 　　南都周刊：年輕的時候相信藝術至上，但是後來漸漸明白，“有什麼東西超乎於藝術之上，比藝術更有意義。”比藝術更有意義的，是什麼呢？ 　　陳丹青：我說過這意思嗎？也說得太文藝了。 　　一定有比藝術更有意義的事物，更有意義的時刻。前提是，藝術必須在，不然人活著一點沒意思。 　　南都周刊：你評價藝術在今日中國的待遇，“是對藝術的輕蔑，深刻的輕”，那麼當代中國，藝術家算老幾？ 　　陳丹青：輕蔑藝術的是權力。你瞧，文化部等於唱歌跳舞部，排在多後面啊，遠遠不如財政部能源部之類—不過我不知道有沒有能源部—可是在中國，藝術家很算“老幾”。你知道嗎？部分藝術家是國家官員，部分藝術家則和官員是鐵杆朋友，不然送禮這一大塊怎麼辦？ 　　在歐洲，一座城，甚至一國，頂頂榮耀，永遠榮耀的，是某位藝術家的名字，莫扎特、畢加索、達.芬奇、雨果、狄更斯……蘇聯極權時代，也到處樹立舊俄文學家的雕像。可是日常對藝術家，就當他是個藝術家。中國則相反，國家層面，今古藝術名家不過是名列尾端的小擺設，活著的藝術家，倘若知名，則是搖錢樹、活招牌，而這些藝術家瞧見當官的，腿就軟，臉就笑，肉麻的話，可以編詞典啊。 　　南都周刊：你出道很早，1982年就去了美國，與同時代的人一下子拉開很大距離。當時作為“後文革繪畫”參與者，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陳丹青：1982年，甚至1981、1980、1979年出國的人，太多啦，我認識不少，在紐約或芝加哥或隨便什麼州混著，聚一堆，和在北京上海一模一樣，太沒距離了。 　　我算是“文革”繪畫最後一批作者，又莫名其妙成了所謂“後文革繪畫”的某一個。但這都是現在說出來的名堂。當時有塊畫布分配給你(當時組織分配畫布和顔料，我們根本買不起)，綳起來，讓你畫打倒林彪“四人幫”或者隨便什麼人，你就高興得一塌糊塗，跟狗一樣，你扔塊骨頭，尾巴就一個勁地甩啊。 　　南都周刊：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紐約，你都強調一種姿態上的“逸出”，這種姿態，是有意為之麼？ 　　陳丹青：我不知道我是否“逸出”，我只看見太多老朋友渴望介入—入個黨啊，有個職位啊，哪怕露個臉—都來和我商量，對我訴苦。我沮喪的是，多少當年一起玩的刺頭兒、搗蛋鬼，如今蔫了、認了，或者，身居官位，拿份稿子念念，還是那張臉，完全不敢認了。有位將近四十年的老朋友——我認識他時他才十幾歲—那麼哀懇地對我說：丹青啊，帶我玩玩吧，有什麼展覽叫上我吧。我說，我不辦展覽的。他好痛苦，五官所有部分皺起來。我今年真得幫幫他。 　　2011年03月24日19:03　南都周刊　專訪陳丹青：我只是拼命別受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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