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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福利國家：不一樣的社會主義

http://www.CRNTT.com   2011-05-08 07:52:39

瑞典無窮人 　　簡略地回顧一下瑞典GDP的增長過程，會有助於我們理解社會保障在瑞典模式中發揮的作用。 　　1932年，瑞典社民黨在大選中獲勝，並連續執政四十多年，從而成功地創造了瑞典模式。當時，瑞典的人均GDP是1234.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約合1元人民幣)，在歐洲排名大約為第7位。1960年，即社民黨執政差不多30年後，瑞典的人均GDP達到了8615瑞典克朗，越過了人均1000美元的關口。如果不是經歷二戰，這個過程應該會更短一些。戰後，瑞典的社會福利體制逐步建立，全民就業、全民養老金、全民醫療保險、全民免費教育一項一項的計劃逐步落實，瑞典進入了一個“黃金發展期”。到了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約20年的時間，使人均GDP達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了約6.6倍，瑞典不僅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而且在聯合國的社會發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給世人展示的當然不只是愛立信、沃爾沃、宜家這樣一些象徵經濟實力的企業和名牌，更是一個公平、透明的社會。這後一點，通過對瑞典窮人與美國窮人的比較可以看得更清晰。1990年代初我在瑞典學習時的房東———退休老人諾迪魯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6000多克朗，當時約合1000美元。從收入上看，他應當屬於10%的最窮者。但他住著一幢屬於自己的獨門獨戶的兩層小樓(瑞典人均住宅擁有率要遠高於美國)，也就是我們常常在中國的房地產廣告上看到的“獨幢別墅”。小樓後面有個小院子，種著各種各樣的花草，另外還有一個玻璃花房。老人的鄰居是一位大學教授，也住著同樣的獨幢別墅。諾迪魯斯的兩個兒子全都讀了瑞典的名牌大學，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師。而在美國，跟諾迪魯斯一樣每月只有1000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難靠自己的積蓄來供孩子讀名牌私立大學，也肯定住不起這樣的房子。 　　我這位房東之所以買得起房子，主要是因為他不需要為孩子上學存錢，也不需要為自己退休後看病存錢，他沒有“後顧之憂”。比如醫療，瑞典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我在瑞典工作時，如果一年之內看病的費用，包括掛號、買藥、打針、檢查、化驗等等，超過了1800瑞典克朗(以現在的比價換算，相當於同樣數額的人民幣)，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費。 　　差別當然還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訴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滿18歲，就很容易獲取貸款，銀行有時根本不加細問。而在美國，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國窮人甚至連賬戶都開不了，拿到工資支票後，只能再到典當行去兌現，而典當行往往會收取相當於兌現金額3%至10%的手續費。統計顯示，美國約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這樣的服務。這個比較其實反映了兩種不同經濟模式下生活質量的不同基礎。美國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質量受收入影響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會福利，福利則要靠比較公平的分配來實現。 　　如果僅僅從收入上看，瑞典與美國差距的確不小。但全民免費教育值多少錢？全民醫療保險又值多少錢呢？所有這一切加在一塊兒，又給瑞典人的生活質量帶來了什麼呢？世界衛生組織官員的報告說，如果在統計時考慮到醫療費用的話，亞洲的貧困人口至少要比現在多7800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說過：“對諸如這樣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長久一些的自由，逃脫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獲得有適當報酬的就業機會，在和平的、無犯罪的社區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當的指標。”假如一個社會越是需要個人用金錢來購買生活質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現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較瑞典人與美國人的收入似乎沒有太多的意義，換句話說，如果硬要比較的話，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國高。我們還可以說，瑞典的窮人生活得遠比美國的窮人體面，而窮人的體面直接決定著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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