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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陌生的鄰居(下)

http://www.CRNTT.com   2011-07-03 09:51:36

2 　　實際上，在中印頻繁交流的背景下，中國對印度尤其是佛教影響的抵制也一直未曾間斷。 　　最首要的原因是，“沙門不敬王者”。僧團有它自身的利益團體，削發和僧服標誌著他們徹底的出家棄世。換言之，僧團要求有獨立自主的組織，免除對世俗政府的義務，不受國家的監護。這種態度無疑威脅著儒家國家理論中一些最基本概念的有效性。 　　在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看來，中國的每一個思想宗派都從治理國家的實際功效中抽繹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要能有益於“治”和“教化”。 　　在中國，功利主義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否給今生今世帶來具體可見的結果，成為檢視它的唯一標準。但在印度的思想中，幾乎不存在這種“功利”主義的問題。 　　阿闍世王拜訪佛陀時問及修行的結果。佛陀的回答僅僅是：礪志進德，思慮精純，得一切智。彌蘭陀王問那先比丘為什麼要修習佛教，後者的回答是為了解除痛苦、修證涅槃。這種不求外在證實，不期獲取現世利益的思想，與中國的世俗觀念頗為抵觸。即使到了“文革”時期，佛教受到打壓，也是因為它的無用和無法證實，是“精神的鴉片”。 　　在中印交往中，中國思想界反對印度佛教的更深層原因在於，長期存在著這樣一個偏見，即中國的道統無懈可擊，在中國之外也不可能產生真正重要的思想。 　　佛教支持者牟子在著作中羅列的時人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佛教對中國毫無價值，否則古代的聖賢已經用它教化民眾，至少也已經提起過了。 　　另一種觀點則從相反的角度證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和自足感 　　佛教儘管有其外國源頭，卻與古代聖人的教化一致。 　　“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尾，其致不殊。” 　　與當時普遍流行的文化優越感相對，在一些佛教信徒中也出現了一種把印度文化理想化的傾向。對他們來說，中國不再是被蠻荒之地包圍的文化孤島，甚至可能不是“中央之國”。既然菩提伽耶是過去諸佛覺悟的“金剛座”，那麼或許那裡才是真正的世界中心。 　　來自佛教信徒的反擊使中印關係變得更為複雜。因為在中國，按照荷蘭漢學家許理合的說法，為一場革新正名的唯一方法就是證明它絕非革新，而是在堯舜禹的時代就已存在。這種方法與維新變法時代康梁的思路如出一轍，導致了很多荒謬的結論。 　　湯用彤在《佛教史》第一章中概述了這些結論。其中包括：佛教遠在孔子之前已為人所知；在阿育王時代已有中國人皈依佛教；孔子和老子是佛陀的弟子或化身。 　　這些結論顯然會令嚴肅的儒學家大動肝火，甚至也令飄逸的道家憤憤不平。道士王浮就在他的《老子化胡經》一書中寫道，老子離開中土後，跑到印度。他的一位隨從弟子變成了歷史上的佛陀，而經過一番辯論，老子又讓佛陀皈依了道教。 　　現在看來，不管這些形形色色的爭論顯得有多荒謬，來自印度的思想確實在很多層面上改變了中國，對中國原本堅定不移的自我中心意識提出了挑戰。美國漢學家柯嘉豪在《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衝擊》一書中，詳細分析了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包括對中國的建築、衣著、家具以及飲食的貢獻。而在非物質領域，佛教對中國文學、詞匯的影響同樣蔚為大觀。當我們使用著“微妙”、“意念”、“世界”、“現身說法”、“一絲不掛”等數以千計的詞語時，已經很難意識到它們原本都來自於佛經。 　　在1848年以前，對中國產生過如此重大影響的國家只有印度。直到西方的堅船利炮出現，在現代性的焦慮中，在面對真正的西方時，中國與印度的關係才開始發生急劇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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