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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華新：網絡輿論倒逼中國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1-10-08 09:36:31

第一類是“公共知識分子”，包括傳統的學者（如於建嶸教授）、作家（如韓寒）等。 　　“公共知識分子”關注人權、自由、法治、政治體制改革等社會深層問題，在互聯網話語譜系中形成了對傳統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衝擊，為社會治理秩序的變革揭示了一個新的方向。現階段這些網絡“意見領袖”扮演的角色，是嚴複那樣的啟蒙者，而不是康梁那樣的變法實施者或推動者，更不是孫文那樣的顛覆者或革命家。網絡輿論的某種對抗性，還不等於現實政治的對抗性，互聯網對“維穩”的威脅是極其有限的，反過來，“罵娘”恰恰減少了“動手”，“上網”取代或推遲了“上街”。 　　第二類是新聞媒體的記者。在7.23動車事故前，個別作家型記者如李承鵬（博客累計訪問數達2.9億），社會活動家型記者鄧飛（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粉絲合計64萬），影響力已經不亞於他們所服務的傳統媒體。在7.23動車事故中，傳統媒體的官方微博和記者的個人微博以團隊陣容脫穎而出，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並激烈批評鐵道部的善後處置，成為傳統媒體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信息源，與傳統“公共知識分子”並駕齊驅而成為臨時性的“意見領袖”。 　　如杭州《青年時報》官方微博（粉絲32.6萬），從7月23日晚事發到7月25日零時，連續發帖116條；兩大財經專業媒體財經網（粉絲92.8萬）、財新網（粉絲50.8萬）的官方微博，也十分活躍。 　　在日趨嚴峻的新聞管理中，記者在微博客、博客等“自媒體”發聲，找到了第二發聲通道。他們比傳統的公共知識分子更接近事實真相，職業媒體人的身份使他們發出的信息可信度較高，因此在各地突發事件中往往成為令政府頭疼的角色。 　　第三類是中高收入階層，特別是中產階級和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雖然不像於建嶸那樣傳統的“公共知識分子”經常主動設置議題，卻是很多公共議題的熱心參與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詮釋和強化現代價值觀和情感。 　　7.23溫州動車事故，成為一個契機，讓中產階級集體登上網絡輿論舞台。其實，此前一天京珠高速的大客車車禍同樣嚴重，41名遇難者多為草根民眾，與以往的礦難、農民工職業病、小商販與城管衝突一樣，並未引起主流社會的震動；而動車乘客多為中產階級，其中一列動車終點站是溫州，市場經濟的發源地和新中國惟一未被擊潰的家族文化大本營。而鐵道部為趕通車而匆匆結束救援，掩埋車頭又涉嫌毀滅事故物證，更讓中產階級感到驚駭。去年山西王家嶺礦難的救援疑雲，只是地方諸侯在山野中的蠻幹；此次動車事故已是眾目睽睽之下，公權力向全社會的挑釁和蔑視。中產階級精神上受到“二次傷害”，於是乎集體發出悲鳴。連平時極少涉及政治話題的演藝明星，這次也被捲入政治性議題。 　　據武漢大學傳播學教授沈陽統計，在43位微博“粉絲”超過240萬的演員明星中，有36位對動車事故表達了關注，關注率達83.7%。“微博女王”姚晨（粉絲1203.9萬），為遇難司機辯護，向堅持追問事故責任的媒體致敬，分析政府的危機應對得失，探討國家科技進步與國民精神溫暖的辯證關係。她在動車輿情中的“議程設置”角色，已經相當於“公共知識分子”。連風花雪月型的女歌手伊能靜（微博粉絲262.2萬），也一反常態地對動車事故善後處置表達了憤怒。郭德綱之後最有實力的“公民相聲”演員王自健在微博宣布暫停演出一周，談到朋友希望看到這周的段子，他說“我無法就最近的這些事情組織起有邏輯的有幽默感的語言，或者說，這時候除了臟話也說不出什麼別的了……”。 　　這次事故中，演藝明星們的輿論影響力，整體超過傳統的學者、作家群；而這些演藝明星們，並不屬於有完整政治訴求和系統意識形態理念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作為中產階級中最感性的人群，不平則鳴，對公權力的質疑和離心傾向，值得為政者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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