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

陳獨秀家族：一言難盡的悲愴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新文化運動統帥 　　仲甫為天生領袖，一決定事，不能動搖。—— 章士釗 　　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來後就著手籌辦《青年雜誌》。他明確指出：中國要進行政治革命，必須從“思想革命開始”，“要改變思想，須創辦雜誌”。 　　9月15日，《青年雜誌》正式出版。為了與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雜誌《上海青年》區別開來，從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 　　關於為何辦《新青年》，陳獨秀認為：當時的中國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麼，腦子里不裝著帝制時代舊思想的，能有幾人？”，“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里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乾淨不可”。他還提出20年不談政治，要在此時間里造成鞏固共和的“國民總意”。 　　創刊號上，他撰寫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這篇後來被人視為新文化運動宣言書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由此拉開新文化運動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擊封建專制主義、舊思想和舊道德。陳獨秀與當時尚在美國留學的胡適通信，在他的誘導下，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開啟了“文學革命”。 　　陳獨秀身邊聚集起了一批有著新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撰稿人：李大釗、胡適、吳稚輝、馬君武、蘇曼殊、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筆名“二十八畫生”的毛澤東。 　　《新青年》迅速成為全國思想文化界關注的焦點，陳獨秀也成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領袖，全國出現許多效法《新青年》的雜誌和社團。中共早期領袖周恩來、劉少奇、惲代英、鄧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響。 　　當時還是湖南省第一師範學生的毛澤東也是《新青年》的粉絲，他給雜誌投稿，並組織“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後到北京專門拜訪陳獨秀。他說：“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獲正式任命的當天上午9時，他趕往陳獨秀住處，邀他做北大文科學長。陳以要回上海辦《新青年》推辭，蔡元培表示“可以把雜誌帶到學校里來辦”。陳答應了，《新青年》編輯部從上海遷到北京。 　　隨後，陳獨秀把新文化運動的一批戰將也帶進了北京大學，其中有李大釗、胡適、周作人、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勝利宣告結束。中國也是協約國成員之一。第二年春，以美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在巴黎和會上拒絕了中國代表提出的取消“21條”以及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的要求。由北京青年學生遊行抗議開始的“五四”運動的導火索被點燃了。 　　嚴峻的國內政治局面，使得陳獨秀再涉政治。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釗等人創辦了政治時事性評論刊物《每周評論》。 　　新文化運動聲勢浩大地開展起來後，守舊勢力的反攻也趨於激烈。因為陳獨秀的言論最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擊也就最多。論敵們在思想觀念上攻不倒陳獨秀，便在陳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北京的“禦用報紙”對其“醜聞細節”大肆渲染。讓北大一些上層知識分子對陳感到不滿。 　　一心保護陳獨秀的蔡元培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湯爾和、馬叙倫、沈尹默等在湯家開會，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會議一直開到午夜，蔡元培主張保護陳獨秀，湯爾和卻極力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則附和湯。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以“教務長代替學長”，廢除了北大學長制。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但仍保留教授職位。 　　6月11日，陳獨秀因在新世界商場散發反政府傳單被捕，胡適、李大釗等社會各界人士和諸多團體竭力營救。陳獨秀在獄中關了83天，後被朋友們保釋出獄。 　　16年後，胡適與湯爾和就此事在信中展開爭論。談到“3•26會議”時，胡適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 　　胡適認為，如果陳獨秀當初留在北大，留在那幫信仰自由主義的老朋友身邊，思想就不會十分“左傾”，也不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後面的一切事都不會發生；新文化運動也不會成為脫繮野馬，造成中國社會思想政治的巨大分野。 　　出於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適對這次會議永不原諒。 　　但在湯爾和看來，陳獨秀乃“不羈之才”，無論留在北大與否，其思想都必然走向左傾。 　　按警方規定，保釋後陳獨秀只能在北京活動。但1919年底至翌年初，陳獨秀未經警方許可即到武漢做學術講演，回京後警察找上門來。李大釗聞訊搶先趕到火車站接陳獨秀，陳先是躲到胡適家，後又躲到李大釗家，再後來，李把陳獨秀化裝成商人，坐騾子逃出北京，在李的河北老家躲了幾天後，兩人乘車南下上海。 　　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業，對陳獨秀的思想和情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按胡適說法，逃回上海之前，陳獨秀其實並無明顯的左傾傾向：“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 　　逃回上海後，“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經斯基等來到北京，與李大釗接上了頭。經李介紹，維經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陳獨秀，並向陳獨秀建議組建共產黨。陳欣然接受建議，立即著手進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從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組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第8卷第1號《談政治》一文中，陳獨秀明確表示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革命立場，宣布“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勞動階層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並從第一號起設立“俄羅斯研究”專欄。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第11頁 第1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