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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當代中國外交的文化地緣環境

http://www.CRNTT.com   2012-02-08 08:58:59

中西處理安全議題的差異 　　這兩種文化首先表現為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使得中國具備了一個其他大國很少有的大歷史觀，善於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問題，也往往能夠從長遠的角度來考慮長遠的問題。中國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國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歷史觀聯繫在一起，而後者的理性更表現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中國的這種理性表現在很多方面。首先是處理問題的方式。中國在處理國際問題過程中往往顯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夠的耐心。儘管西方稱之為“拖延戰略”，但實際上是中國想在這個過程中找到更為合理的解決方案。中國把很多問題看成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只要這個過程在繼續，總能找到問題的解決方式。對一些難以找到解決方法的問題，人們往往求助於時間，把問題留給未來。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只要問題得到有效管理，不讓其爆發出來成為現實問題即可。 　　其次是對戰略的理解。中國所強調的“韜光養晦”戰略，在西方看來只是暫時性的，只是為了等待更好的機會，但實際上，從中國文化的角度看，這一戰略則具有永久性。在不同時間，中國使用各種不同的話語來論證“韜光養晦”戰略，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發展”。它是中國數千年“反應性外交”和“防禦性外交”文化的當代體現。“防禦性”外交最顯著的表現就是“長城文化”。為了防禦敵人攪亂自己的生活，中國修築了萬里長城，力圖把敵人擋在長城之外。儘管這種戰略在歷史上並不算成功，但很能反映中國人的文化。 　　同時，這種文化也反映在中國的軍事發展上。中國強調“止戈為武”，發展武器是為了反對武器的使用，防禦性和非進攻性是中國國防發展的最顯著特色。此外，中國只有當了解到其他國家會以何種方式、使用何種武器來威脅自己的時候，才會去發展某種武器，制定某種軍事戰略。中國很少有主動的，類似於美國的“先發制人”的戰略。這和蘇聯不同，和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不同，也和英國、美國不同。所有這些國家，在崛起過程中都出現了“爭霸”的國家意志和國家計劃。 　　反應性外交更是反映在中國的日常外交事務中。在清末以前，中國是沒有類似西方的外交部的。在傳統“天下”觀下，中國一直沒有外交的概念。近代以來，儘管開始有外交的概念，但外交在國家的政治議程中很難占據重要地位。這種情況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中國往往缺乏主動的外交戰略，整個外交系統都在反應性地運作，每天對國際事務作出“救火”式的反應。這種方式遭致了很多批評，認為有損於中國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務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不過，不管人們喜歡與否，這種反應性外交可能是個客觀的存在。 　　外交沒有被賦予其應有的重要性，和中國人的“圍棋”概念分不開。基辛格在其新書《中國論》（On China）通過“圍棋”和“象棋”的不同，比較了中西戰略文化的不同。西方是“象棋”邏輯，是一種絕對遊戲或者零和遊戲的概念，即國家間的遊戲更多的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遊戲。中國所秉持的則是一種“圍棋”邏輯，這是一種相對遊戲，或者是非零和遊戲。很顯然，在“象棋”邏輯主導下，西方外交獲得了極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在西方諸國，無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外交部長往往是少數最為重要的部長之一，地位顯赫。而中國的“圍棋”邏輯則表明，外交並非你死我活，就是說，外交就象做生意，只是一種相對的獲得，今天你多賺一些，明天可能我多賺一些。既然如此，外交就不會具有緊迫性。和西方各國外長相比，中國外長在行政等級系列中所取的位置極低，其對中國外交事務的影響也甚微。 　　實際上，從再深一層次看，這兩種“棋”文化和中西文化不同的本質有關。西方文化無論是基督教文化還是穆斯林文化都是宗教文化，是一種排他性的使命感文化。使命感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去改變“他者”，使“他者”轉化成為自己；如果改變不了，那麼這個“他者”就很容易被視為是“敵人”。而中國文化則是世俗文化，沒有使命感，並且具有包容性。中國文化不僅從來就沒有想去改革“他者”，更重要的是始終持開放的態度，來主動接受並且包容“他者”和他者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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