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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為何能被迅速動員起來並充滿暴力傾向

http://www.CRNTT.com   2012-03-04 10:07:48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了工宣隊員進駐清華園去結束那裡的兩派武鬥,因為他沒有打招呼,蒯大富領導的紅衛兵組織進行了武裝抵抗,毛不禁脫口說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實並不知道這次行動是毛組織的,他還悲憤地向毛主席黨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並在次日凌晨的座談會上見到毛時大哭。當毛說“我就是黑手”之後,所有抵抗自然頃刻土崩瓦解。從清華附中發端的紅衛兵運動,也就結束於清華大學。不久,北京的這些紅衛兵及其領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層,而頭頭們在文革還沒結束之前,在1970年就紛紛被隔離審查或者入獄。至於紅衛兵群眾,在1968年就開始被裹挾到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下鄉的也到了工廠或部隊的基層,到1980年的時候已經有1700萬人下鄉。

“受命造反”中的領袖與群眾

  當我說紅衛兵的造反還是一種“受命”或“受控的造反”的時候,意思並不是說發令者能夠完全控制這一過程,更不是說發令者能夠以此實現自己的目的,而是說,紅衛兵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場大規模運動,的確是發動文革的毛主席動員或授命的結果,而且,不僅在紅衛兵這一從屬性運動中,就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終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文革中的“領袖和群眾的關係”是一個特別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文革中,領袖和群眾這兩者實際是分不開的,王紹光在其《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更全的版本易名為《超凡領袖的挫敗》)一書中,對武漢造反派群眾參與文革的動機和行為有詳盡的描述和分析,但他似乎沒有充分注意到群眾和領袖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中的主次之分。他反對“領袖中心論”,認為“毛中心論”需要幾個假設:一是發動者有明確的目的和實現目的的總體計劃;二是有一種神奇的權力能保證其宏偉計劃能夠像他希望的那樣實現;三是大多數人可以很好地理解領袖的意圖和計劃,並願全心全意來執行計劃,即只有從上到下的單向溝通。但他的這幾個假設似乎過於剛性了。如果要這樣才算“中心”的話,那麼任何人都不會成為“中心”。

  王紹光在其翔實著作中對許多事實的描述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實際的,比如他指出造反派中的許多人其實是相當理性的,各有自己的打算,決定參加哪個組織多能找出合理的解釋(但也有隨機和偶然的參加),但是,他可能低估了在群眾行動的“廣場效應”中,造反派也有非理性或者說瘋狂的一面。而且,在造反派中最年輕的一支、即作為急先鋒的一支那裡,表現出更多的瘋狂,而中學紅衛兵又比大學紅衛兵更加充滿非理性的激情、非功利以致甘願犧牲的精神。紅衛兵後來分裂為誓不兩立的兩派組織武鬥不止,也不僅有理性的算計,更有信念、激情和宿怨等各種情感的介入。雙方都絕不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反毛主席,也都不認為自己保守,而認為對方才是這樣。他們深受鬥爭哲學的影響,甚至也深受領袖的鼓舞,因為毛主席也就是這樣鬥出來的,而文革也正是這樣一場既是社會階級的、又是黨內路線的殊死鬥爭。他們要通過鬥爭“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但是,他們後來終於明白,他們的“敵人”其實是和他們差不多一樣的人,都是一副棋盤上的棋子,而問題還在於,擺出這副棋盤的人,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挪動這些棋子,收拾不了這一殘局。但他畢竟還是有相對於群眾的決斷權力,可以撤掉這些棋子。他解決不了紅衛兵的派性鬥爭問題,但可以把兩派都送下鄉去。而在此之前,紅衛兵畢竟也部分地實現了他的一些目的,比如清華蒯大富率領的紅衛兵在“打劉(劉少奇)”中的突出作用,南開紅衛兵的所謂“揪出叛徒集團”,都為他打倒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立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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