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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外交的內部要素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2-03-06 09:26:55

區分外交專業與政治任命 　　外交方面也如此。領導人物的頻繁變換，經常導致他們的短期利益觀念，很難從長遠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並不說他們沒有長遠利益觀念，而是說制度限制了他們不得不具有短期利益觀念。再者，外交需要經驗的積累，“資深”對外交來說至關重要。從世界範圍看，那些偉大的外交家和外交戰略家都是“資深”人物，也就是一輩子在外交領域打拼的人物。但在中國，限任制和年齡限制使得“資深”不可能。 　　中國不可能再回到政治人物終身制的時代。不過，這些“缺陷”並非不可能克服。從各國經驗看，中國要把政治人物和職業外交家區分開來，也就是要在外交系統確立職業外交家（公務員）制度和政治任命制度的分離。政治任命是根據政治情況的需要進行的，並且需要從屬於限任制和年齡限制，但職業外交家不能受政治任命的影響。這種分離即可以保證外交領域政策，在變化和延續性之間的平衡，也可以充分利用職業外交家所積累起來的經驗。 　　光有職業外交家的經驗，仍然不足以促使大外交的確立，因為職業外交家只是外交的執行者。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需要培養一些能夠超越具體利益的外交戰略家。李鴻章、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都是偉大的外交戰略家。不過，現實地說，要中國出現類似的外交戰略家已經非常困難。怎麼辦？中國可以培養出類似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那樣的戰略家。他們既可以來自職業外交家這個群體，也可來自大學或者研究機構。但不管如何，他們必須超越具體的利益。他們不應當有具體的組織和機構利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界定“國家利益”及其追求實現國家利益的方法。這樣的戰略家必須和政治家配合，在重大外交決策上扮演重大作用。這樣，就可以進而實現決策（政治家和戰略家）和政策執行（職業外交家）之間的分離。 　　中國目前缺失培養戰略家的環境。中國的情況是，主要政治人物對外交缺失興趣，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缺少和實際政治和政策的關聯，職業外交人員只聚焦於具體事務的執行。這里，只有微觀，沒有宏觀，更沒有微觀和宏觀的關聯。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產生大的外交觀念，大的外交格局？更為糟糕的是，中國的外交領域研究嚴重缺乏專業性，大多具有“重大影響”的研究，類似於“報告文學”或者“科幻小說”，靠情緒、憤怒來產生影響。缺失專業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戰略領域似是而非，各種“陰謀論”滿天飛。只有理性和科學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沒有理性和科學，就只好假定什麼都是“陰謀”了。例如，這些年來，美國人做什麼都被當成“陰謀”。貨幣是陰謀、朝鮮問題是陰謀、南中國海問題是陰謀，等等。因為相信這些都是陰謀，所以自己只好無動於衷。結果呢，自己被各種陰謀所困，眼睜睜地等著各種外交危機的發生，損害著國家利益。 　　在外交的社會環境中，民意也正在變得不可忽視。外在世界把此稱之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因為憤怒是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征，民意無論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還是外在世界對中國的認知，都在產生著相當的影響。儘管還沒有類似於民主國家的表達機制，中國的民意也不可避免地變得重要起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外交領域民意的憤怒與其說是對外國的憤怒，倒不如說對本國外交的不滿。實際上，自民族主義傳入中國以來，確切地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外交領域的民族主義，大多是表達對政府外交行為的不滿。但這種憤怒的民意，經常促使中國的外交面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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