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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周作人：周作人的國事與家事

http://www.CRNTT.com   2012-07-08 10:08:05

周作人的是與非 　　人物周刊：今天反觀周作人的某些思想，會生出些不滿足——如果他再追問下去、思考再進一層，也許就不會那麼“苦”了;反觀他的作品，跟《戰爭與和平》，跟《日瓦戈醫生》相比，也總覺得缺點“感動”——這缺憾恐怕也是由思想而來的吧? 　　止庵：周作人在《我的雜學》裡基本上勾勒了自己的形象：愛智者，擁有各種學問、知識，對中國文化有深厚修養和獨特認識，對古希臘和日本文化有濃厚興趣和較深了解。蘇雪林第一個稱他為思想家，我覺得在中國思想界的語境下這是成立的。魯迅和周作人都是有思想的文人，不過傾向稍有差異罷了。 　　但如果跟西方哲學家相比，必須承認他們對形而上的東西沒有興趣，甚至連思辨的思維都不完全具備。他們的思想並不特別深刻，他們更關注的是有關歷史、現實、人的生存的常識——這倒是與中國傳統比較一致。先秦思想裡，講的都是生存哲學或智慧，沒有一家想過本體論/存在論的問題。但也正因為如此，周氏兄弟以及胡適等才有那麼大的影響，如果他們是真正的哲學家，恐怕就沒那麼受關注了——在中國的任何時代恐怕都是這樣。 　　人物周刊：周作人的思想照進今天的現實，有什麼意義? 　　止庵：他的思想中仍有很多極具價值、今天依然沒有過時的東西。 　　第一，是他的人道主義思想。這從1906年他在南京水師學堂就確立下來的。他早年追隨魯迅，可以說兩個人吸收的營養差不多，但對嚴複的《天演論》，他跟魯迅的看法就很不一樣，也許是他們區別的起始之點——魯迅1898年讀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很激動，但周作人不同，他那時讀佛經，也讀了雨果不少作品，參照《悲慘世界》、《死囚末日記》寫了小說《孤兒記》，他站在雨果的人道主義立場來質疑社會達爾文主義指向的那個結果，提出特別關注競爭中弱勢的一方，對他們的命運深表同情。他後來對女性和兒童問題的關注，也是從這裡來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汰”今天仍為大家所信奉。但是一個社會過於傾向強勢一方，不加任何節制，恐怕不妙。相比之下，西方比較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會兼顧社會的平衡;西方對富人的高稅收政策，也是抑富濟貧的意思。 　　第二，對群眾的懷疑。他所質疑的“群眾”是什麼人呢?“上自皇帝將軍，下至學者流氓”。他說：“中國本來沒有一定的階級，紳士與平民也只是一時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門第的區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時候卻的確是兩個階級，有兩個人生觀，雖然隨時可以轉換……”，又說這兩個階級“只是經濟狀況之不同，其思想卻是統一的，即都是懷抱著同一的資產階級思想。……貧賤者的理想便是富貴，他的人生觀與土豪劣紳是一致的。”他對打著群眾旗號的一切主義和運動都有所懷疑：“群眾還是現在最時新的偶像，什麼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應民眾之要求，等於古時之奉天承運，就是真心做社會改造的人也無不有一種單純的對於群眾的信仰，仿佛以民眾為理性與正義的權化，而所做的事業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軍。這是多麼的謬誤呀!我是不相信群眾的，群眾就只是暴君與順民的平均罷了。”他還提出：“君師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應該反對;民眾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也是應該反對的。” 　　第三，關於寬容與自由。周作人主張要允許少數人說話，他一生都反對思想專制。1922年，他寫過一篇很短的小說《統一局》，描寫某地一切均須統一，有姓名統一局、行坐統一局、飲食統一局等等，各司其職。有一天飲食統一局頒布命令：“目下收入充足，人民軍等應該加餐”，“不得折減，違者依例治罪。”他的深意在於：人有可能被“善意地”納入某一秩序從而喪失包括思想自由在內的所有自由。他尤其反對“以思想殺人”。 　　這些思想放到今天，我覺得還是顛撲不破的。但看起來，“教訓”依然“無用”，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又生出更大的荒謬和危險。遇到過一位小我十來歲的作家，他說，拆遷就該像現在這麼辦，沒錢的人就該搬到城外去——這番話講得理直氣壯，我很詫異。我們祖祖輩輩講到今天，講的不就是“把別人當人，別人也把我當人”的理嗎?不就是社會要稍微公平一點嗎?這是簡單的常識，但在20世紀初的中國，它確實是一個新思想。問題是，他們當年講的這些對於21世紀的中國仿佛還是新道理，這就令人悲哀了。（全文完） 　　2012年07月05日08:56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李宗陶  　　（止庵，原名王進文，1959年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口腔系。做過醫生、記者等。出版有《樗下隨筆》、《如面談》、《俯仰集》、《樗下讀莊》等著作，並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苦雨齋譯叢》、《廢名文集》、《周作人譯文全集》、《周作人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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