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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中國不可能發生像東歐一樣的劇變

http://www.CRNTT.com   2012-08-24 09:35:31

第二，一個非自由的經濟共同體結構勢必有兩個職能，即它對人一方面是一種束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保護。因此擺脫這種共同體也意味著兩種“自由”：擺脫束縛的自由與失去保護的“自由”。前者是好處，而後者就是“代價”。從邏輯上講，這種束縛—保護關係應當是均衡的，因而脫離這種關係，不管是突然脫離還是逐漸脫離，都是既有代價也有好處的事。但歷史現實中，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束縛和保護並不是對應的，因而好處與“代價”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譬如，我國農民在改革以前處於“被原始積累”階段，和蘇聯20世紀30年代的農民處境差不多。而蘇聯後來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基本形成了工業化的都市社會，因而在20世紀60年代已進入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1966年起，蘇聯農村已全部實行國家銀行統包的“有保障的工資”制。因此蘇聯農民一方面受到體制束縛，另一方面得到體制保障的程度也相當高。但中國就大不一樣，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點是束縛功能強大，保護功能卻很小。因此，中國農民在擺脫束縛的時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護的代價。 　　與中國相反，波蘭、南斯拉夫當年就沒有搞過集體化。它們的農民本來就是家庭農場主，擁有我們的農民在改革後才得到的自由。但這些國家在舊體制下給了農民很高的社會保障，波蘭全國農民1972年就實行了公費醫療，1978年又實行了退休制度，以及度假制度等。因此它們的農民在市場經濟改革中擺脫的束縛沒有多少，但會失去很多保護。對他們而言這代價怎麼會不大？ 　　而中國人口絕大多數是農民，他們在改革初期中擺脫了嚴酷的束縛，卻沒有什麼保護可失去的。這就形成了中國改革初期的一個非常大的動力，也是中國那時經濟發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用經濟學“行話”說，改革前中國絕大多數人所處的是一種“負帕累托過程”（人人無利，只有受損多少的過程），走出這個過程的任何變化都是一種“帕累托改進”（人人無損，只有得利多少的過程）。而改革前東歐人所處的是“非帕累托過程”（甲得利乙受損的過程），走出這種過程的改變通常意味著另一種“非帕累托過程”（乙得利而甲受損）。這兩者的差別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兩點都屬於“走出……”之別。對於改革初期中國何以避免了東歐式的“代價”，這兩點基本可以解釋。但是“走出……”之別的影響是隨時間的推移而遞減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比中東歐經濟增長更好的優勢就需要第三種解釋了。而這個解釋絕不是什麼“休克療法造成災難”、“激進不如漸進”。恰恰相反，東歐無論漸進還是激進的國家經濟無例外地都一度受挫（其實在那裡漸進受挫的程度總的來講往往還大於激進受挫），而在中國，無論仇和式的“休克療法”還是南街村那一套都能（至少迄今仍能）維持經濟增長，直觀上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中東歐各國都出現了民主化，而中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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