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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厭惡“拼爹”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2-11-20 14:19:22

“霸權的分工”的完成，意味著存量權力和公共資源乃至法律和制度的制定，都可能進一步向特定群體和利益者傾斜。 　　“社會霸權群體”當然不能不恰當地占有所有資源，仍然有存量或新的增量資源供普通人使用，這也是長期以來，人們對這種不當使用公權力的狀況尚能容忍的原因。 　　但機會和資源幾乎變成了私相授受，其他群體的上升通道更加窄逼，個人奮鬥的自我成長之路愈益艱苦而充滿波折。社會結構越來越固化、圈子化，社會及個體的創造性力量被扼制，被消解，前行的動力明顯衰減，社會失去了本應該具有的活力，也帶來了諸多的不確定性。 　　這一過程在摧毀社會活力的同時，也摧毀了傳統價值和道德判斷，帶來的是最原始的未加控制的對權力和資源的可怕欲望和力量，越來越多人倒退回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與傳統封閉社會不同，西風東漸之後，民眾的權利概念得到啟蒙，人們對於利益被侵犯以及機會被剝奪的敏感性和情緒遠遠超過過往歷史上任何時候。 　　“社會霸權群體”不斷占有更多資源的同時，普通人希望通過正常努力上位的願望也更強烈。更重要的是，人們對不公正的容忍逐漸變小，即如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所言：人們很快都提高了對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的認識，它有助於社會不安情緒的形成。 　　傳統社會中，“高衙內”父子的惡行靠的是口耳相傳。但現代通訊傳播技術的進步，“李剛”們黑暗中的交易越來越多地暴露在公眾面前。過去我們對此類問題的認識，大多經過了提煉和概念化，但當人們今天借助現代技術直觀地感受到現場感的描述時，其衝擊可想而知。於是受傷害的情緒得到放大，從個體蔓延至群體。許多人看到別人受害，就聯想到自己，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共鳴情緒越來越普遍化，而且瞬間就能醞釀匯集起來。 　　社會醞釀著強烈的不安情緒，系統性風險正在加劇。而“李剛”們，正是那掀起風暴的蝴蝶的翅膀。（文／朱學東） 链接：調查稱父母身份很大程度上決定子女收入地位 　　2012年11月19日15:07　中國周刊  　　二代收入差距背後 　　這仍然是一個“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時代嗎？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中心和湖南省委黨校選擇了相似的課題 　　——父母身份對子女的影響——結果都指向一點： 　　父母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決定子女的收入、地位；公務人員父母對子女收入的影響更大。 　　中國周刊記者　張友紅 北京報道 　　李宏彬遞給記者一本《大學生調查論文集》，今年5月成書，論文來源於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於2010年五六月間開展的第一輪中國大學生就業追蹤調查，關注的是：什麼決定了大學生的收入和代際傳遞的問題。 　　李宏彬，現任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常務副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斯坦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博導。 　　作為這次調查的主要領導者，李宏彬參與了前期設計和後期結果討論的全過程。從調查到出論文，持續了三年。在這場調查中，父母中至少一人為公務人員(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大學生，成為他們關注的一個題目。接受調查的有來自19所高校的6059名應屆畢業生，其中14%的大學生是所謂的官員子女。 　　他翻開271頁，是一篇題為《父母的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子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的論文。論文的結果是：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資存在顯著正向的影響，公務人員子女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比其他人高出13%(約280元/月)。公務人員子女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有顯著的工資溢價的情況。 　　李宏彬說：“這篇寫得很隱諱。” 　　他們只能推測，造成這種現象“可能是父母與估值之間有某種特殊的關係，也可能是父母有著更好的獲取信息的渠道。” 　　他們也排除了諸多可能，譬如：是不是這些子女學習成績更好、個人素質更高而直接影響了工資高？是不是他們在大學期間通過學生幹部和技術證書等積累了更多人力資本而影響了工資……研究組給出了一系列周密的經濟學公式發現，這些可觀測到的學生自己的特征並不能解釋這種工資溢價。 　　相反，“有一部分是我們(研究者)無法觀察到的，但是雇主能觀察到。”一些不可觀測到的因素與其父母的政治資本相關。 　　調查發現，在控制父母的其他特征，如戶口、收入、教育等因素的影響後，父母政治資本的影響甚至更大了。做這份研究，持續了三年。李宏彬說，“現在還在不斷出論文。這是一個大家熟悉的話題，做這個調查，是想從學術上做一次探討，對人們熟悉的現象做一些科學分析，數據設計，找到一些數據的證據而已。” 　　這的確是個再熟悉不過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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