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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辨析：孫中山最具爭議的“革命”行為

http://www.CRNTT.com   2013-02-02 09:18:25

二 　　如今爭論孫中山在對日關係問題上，有沒有不愛國的言行，多以爭論《中日盟約》的真假為關鍵。懷疑及否認論者似乎認為，只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綻之處， 　　就可以澄清孫中山所受到的類似種種指責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簡單嗎？不要說中方直證材料無處尋覓，即使是圍繞著日方史料的簽字、印章真假問題的討論，看起來也將曠日持久而不得結果。 　　《中日盟約》問題的經過在於，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贊成袁世凱稱帝為誘餌，要求中國接受其“二十一條”要求。包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延長旅順、大連及南滿鐵路的租借期限至99年；聘用日本人擔任政治、軍事、財政顧問；中國所需軍械半數以上向日本購買，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采買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州之鐵路；日本對於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包括船廠）有貸款優先權等。注意到這種情況，有資料顯示，孫中山馬上於2月5日與陳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純三郎等先行訂立了《中日盟約》，內共11條，與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內容相近。如盟約規定：“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日本須助中華之改良內政、整頓軍備、建設健全國家之事業”等。在發現袁政府刻意將消息洩露，引起國內外輿論強烈反應，日方大舉增兵中國進行威脅，孫甚至更進一步於3月14日具名寫信給小池張造，將此盟約送交日本外務省，懇切表示：貴政府與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暫時給日本帶來收獲，卻必定會使日華之疏隔日益擴大。而《中日盟約》，則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兩國友好問題。 　　對於日方史料的上述記錄，台灣和大陸學者歧見頗多。但很少有學者考慮過，孫中山此種記錄的有疑無疑，未必一定要把這一兩件史料考據清楚才可能獲致答案。事實上，不僅日本方面有諸多記錄孫中山類似言論的史料，而且事實上孫中山也是有過類似的行動的。比起討論個別可能有爭議的史料來說，那些具體的行動本身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比如1895年中國甲午戰敗，被迫與日本談判《馬關條約》，割地賠款之際，康有為等在北京上書建言變法強國，孫中山卻看准清王朝自顧不暇，乘機在廣州策動起義。策動起義也罷，畢竟也可以算是“愛國”的一種。然而，他為了起義，卻數度前往交戰之敵國日本駐廣州領事館，再三懇求日本政府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幫助他推翻當時風雨飄搖的滿清政府。 　　比如1911年孫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後，繞道歐洲回國，首先即電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後與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滬。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就任臨時大總統，不僅在財政、銀行等方面求助於日本財閥，而且很快就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極力主張策劃滿蒙獨立的日本浪人頭目內田良平，來做自己的經濟、法律、海軍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顧問。 　　又比如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對德宣戰為名，出兵強奪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膠東半島及其膠濟鐵路，孫中山當即委派黨務部長居正前往剛被日軍占據的青島去成立在日軍庇護下的“中華革命黨東北軍”。為此，孫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領軍的支持，獲得了大量的武器彈藥，並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學生，甚至日本軍人。這支以日軍占領區為後方的革命軍，一度攻占了山東昌樂、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壽光等縣。只是由於袁世凱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變態度，孫中山才沒有能夠在日本浪人和軍人的直接幫助下，取得更大的發展和戰果。 　　了解到孫中山在《馬關條約》簽訂前後向敵國日本求援，辛亥革命一成功就大量聘用日本人做自己的政治、經濟、法律和軍事顧問，以後更公開依靠日本侵略軍的支持來反對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袁世凱政府，人們固然可以繼續研究《中日盟約》的簽字、印章之類的真假問題，並各執己見，但如果試圖用否認其真實性來使人改變對孫中山這一時期對日態度的看法，至少不會有太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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