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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編撰文革懺悔錄 花甲老人寫下罪行 | |
http://www.CRNTT.com 2013-07-28 09:24:08 |
“記憶折磨著他們。”王克明說,“這是一代人共有的傷痕。” “那樣一個年代,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盧曉蓉時,67歲的老人憤怒了:“我是受害者,為什麼是我們懺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岳建一的話打動了她:“那樣一個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 出生於1949年的畫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紅衛戰報》的美術編輯。他創作的版畫《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號《人民畫報》封底滿幅登載。 李斌將自己視為“時代的推波助瀾者”,他並不認為自己無罪。“我畫過太多版畫,我充當過暴力宣傳機器的一部分。” 現在的李斌試圖用繪畫反思過往:名為《夢境》的畫作里,李斌以黑色筆調畫下了一千餘位“文革”受難者,讓其出現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他也計劃將一些“文革”懺悔者的故事畫成連環畫,比如曾在“文革”中告發母親、導致母親被槍斃的張紅兵。 王克明隨後發覺,更多的人將懺悔延伸至更廣闊的層面,從而發掘出更為複雜的思考。 中央戲劇學院教授楊健始終記得,1966年,還是小學生的他,作為抄家者,衝進了一對夫妻的屋子。他們從家里抄出了幾十張唱片,有圓舞曲,有外國民歌。這時,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來。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給了這個孩子強烈震動。楊健後來才意識到,他無意中奪走了一家人動蕩歲月里的唯一快樂。 作家老鬼也決定給母親寫一部《懺悔錄》。他的母親叫楊沫,紅色經典小說《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無意中聽到了母親在1980年代的一段採訪錄音。採訪中,母親稱想寫一部盧梭式的回憶錄。她說,我佩服盧梭講真話的勇氣,我想要寫真實的一生,而不裝扮成完美無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親的遺願,開始收集她的日記、手稿,並重新打量那個多面的母親:“文革”中勸兒子要低頭認罪、對領導奉若神明的母親,以及“文革”後重回純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親。“在某一個階段,她不是一個正常的母親,她被異化了。” 沉默與遺忘 編撰者們逐漸發現:他們始終與遺忘及沉默鬥爭著。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參加同學聚會。飯桌上,朋友李嵐(化名)談及“文革”時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做過壞事,沒有鬥過老師,也沒有打過人。這時,有個細細的女生的聲音響起:你抄過我的家…… 記憶之門突然打開。李嵐想起了那次經歷:她確實曾跟隨一群人,闖進對方家里。一片狼藉中,李嵐還從床頭櫃里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國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嵐將這本書偷藏了起來。後來,插隊、參軍,艱苦的勞動中,嚴格的思想改造中,這本《外國民歌200首》都給了她隱秘而巨大的慰藉。可是,眼花繚亂的年代過去後,她卻如何也想不起這本民歌選從何而來。 那次聚會,胡健目睹了李嵐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學,鄭重地道了歉。然而,當胡健受此啟發,回溯往昔,竟也發現了多年來的記憶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參與抄家,在一間間房屋里搜查金條、電台,甚至將沙發拆毀,找尋其中的日記、手稿。 多年來,胡健卻將這件事“遺忘了”,一直認為沒幹過這些“低層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訪談中發現,“文革”親歷者普遍存在著“選擇性記憶”的狀況,“如果一個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往往會出現心理性的失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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