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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新趨勢

http://www.CRNTT.com   2014-01-20 11:20:25

中國的政黨體制與其他國家不同，執政黨既是政黨，又直接進入國家體系，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但同時，由於執政黨本身是一種獨特的國家結構和機制，執政黨必須依憲執政，如果不能以憲法的方式處理執政黨和國家的關係，這個結構就會產生新的問題。 　　既然政黨和國家的關係事實上已經發生變化，政黨已經承擔了相當部分國家的功能，那麼，至少在履行這類權力和責任時，它基本服從於國家運行的邏輯，而不是一般的西方政黨邏輯。 　　現在讓省一級政協的主席退出黨的常委會，我覺得有道理，因為政協是監督、協商機構，不能變成決策機構。但與此同時，應該完善政協的咨詢、協商和監督功能，全國人大的審議、決定和監督功能，也需要考慮政黨與國家間關係的變化。這在將來一定程度還會涉及黨章與憲法之間銜接關係的問題，即如何才能使執政黨在憲法的框架下行使職權。 　　因此需要對當前的現實政治體制、政治趨勢進行理論研究，在這個脈絡下重新思考什麼是政治改革。比如分權制衡，就不是西方的政黨間制衡，當然，在今天的條件下我們也不能說不能有分權制衡，關鍵的問題是什麼結構下的分權制衡；再比如，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傳統，在新的條件下到底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表述並推進其實踐？要談群眾路線，就需要討論“群眾”的自主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討論政治改革，首先需要的可能是“底層設計”。 　　市場與集權 　　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強調“頂層設計”的集權相互配合，構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兩個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其實恰恰是市場的作用和後果要求集權，市場體制對於集權的需求比以往更高。從現實的角度看，沒有綜合治理是不可能的，集權有其合理性。 　　我很久之前曾借助卡爾·波蘭尼在《大轉變》和布羅代爾的經濟史研究，反覆論述過為什麼“市場是計劃的，計劃是自發的”這個命題，就是這個意思。沒有國家集權的介入，市場體制不可能形成；反過來，市場的運行、不確定性和風險都要求更強有力的國家計劃，換句話說，計劃是被市場“倒逼”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的“集權”實際上是市場體制的內在要素，就像當代媒體是這個體制的要素一樣。 　　因而我們也需要從這個角度出發討論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為解決行政過度干預、市場准入的困難及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這些是真實的、需要不斷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三中全會決定詳細說明在若干領域政府職能和相關政策的基本原因。 　　但是，讓市場實際上也就是以產權明晰為中心的資本市場來主導市場經濟制度，來創造新型國家，這個提法若不加以限定，很有可能造成誤解並引致嚴重後果。 　　先舉幾個例子來說這個問題。第一個例子是農村土地問題。陳錫文說，至少在土地規劃和使用的環節上，市場不能起決定性作用。土地制度的問題並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這也意味著社會和政治也應該是決定性的要素。 　　第二個例子是民族區域和宗教問題。過去這些年，一些地區的民族矛盾和宗教衝突呈上升趨勢，僅僅認為這些衝突是舊制度造成的，認為可以通過單純的市場配置資源來解決問題，恐怕只會造成新的危機。現在需要的是花大力氣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包括民族經濟，使他們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保持生活方式的一定連續性、經濟形態的某種自主性，進而緩解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樣性等領域的狀況。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的少數民族雖然占人口的極少數，但民族區域占據中國國土的64%，這些區域涉及的人口和經濟規模都很龐大。 　　除此之外，還有國有企業在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保障問題，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問題。一方面講產權的明晰化，一方面講混合所有制經濟，將來到底對產權怎麼界定呢？至於教育和醫療等領域，更是很難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來描述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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