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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壓下的城市“老啃族”

http://www.CRNTT.com   2014-02-13 12:05:07

對於羅峰、何東光而言，還不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但為了獲得與城市同齡人同樣的生活條件，必須付出數倍的艱辛，也是不爭的事實。 　　何東光說，東莞的房價真正漲起來，是在2007年，從三四千元直線躥升到2008年的七八千元，現在市區房價普遍已經過萬。如果不需要操心父母的住房、養老、醫療等問題，用早年間掙的十幾萬元先買房，那麼自己至少可以少做十幾年的“無用功”。他剛剛在東莞南城區買了房子，100多萬元，背負20年的按揭，現在還在存裝修的錢。 　　2008年，股票暴漲，傻瓜都能掙大錢。何東光的一個朋友，拿2萬元炒短線，半年翻了十幾倍。連單位的司機，一年下來都賺了十幾萬元。他們都動員何東光炒股票。“但我沒有錢啊，我的工資一到手，就全部匯給家里了。除了建房子，家里供我上學也欠了一屁股債。” 　　做城市的人，操農村的心，人在城市，但無法享受城市的生活。何東光很羨慕那些父母有退休金、有社保、有存款的年輕人，他們有的是“啃老族”，剛剛畢業一兩年就在父母支持下買房買車，有的即便不“啃老”，也能夠放心地花自己的薪水，旅遊、購物、娛樂隨心所欲。而像自己這樣的人，就只能強迫自己“摳門”。 　　“其實我們是‘老啃族’，跟他們就像不是生活在一個時代。”何東光說，因為有“父母老矣”、“老無所養”的心理恐慌，在物質壓力面前動彈不得，人生也顯得狹隘。 償債者們 　　同是“80後”的周玲，一看到手機顯示家里撥來的電話就會很害怕。“總覺得會出什麼事。” 　　家里來電話，無非兩件事，一是要錢，二是出事了。要錢都還好說，自己沒錢可以借，就怕出大事（比如一場大病，或者意外的災禍），多年來勉強維繫著的生活就會崩潰。 　　她是湖南瀏陽人，在深圳工作，每月領4000元左右的工資。工資的使用分配如下：房租、夥食費、電話費加起來每月1500元，寄給父母1000元生活費，給還在上大學的弟弟1000元生活費。剩下500元，不買衣服、也沒有朋友聚餐的情況下能存下來，否則就會月光。 　　最讓她苦惱的是，一年中總有幾次同學、朋友從外地來深圳需要接待，那麼整個月的工資就分文不剩了。“有時為了幾天的生活，要去向同事借一兩百元，自己心酸，別人也心酸。” 　　“老啃族”的困頓與無奈，在周玲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有時父母或者弟弟來電話，要求臨時追加一些錢，要麼是看病，要麼是凑份子參加村里的築路、修橋、建祠堂，或者購買額外的生活用品，她的生活就會陷入窘迫，有時會急得暗自哭泣。 　　現在她有了男朋友，鬱悶的是，對方的情況幾乎就是自己的翻版。“去年他領了大概六七萬元的工資，給了家里5萬元，蓋房子，還是蓋房子！” 　　再過幾年，雙方父母都老了，小兩口面臨的將是不見盡頭的養老壓力。周玲說，是他們生了我，我沒有理由抱怨，但有時會想，我寧願他們不要生我，憑什麼我就要過這樣的機械性堅持、看不到希望的人生？ 　　過去數十年，農村社會保障缺失。大部分的農村“80後”的父母，過著飄搖的自生自滅的生活，社會保障對於他們而言幾乎等同於外星詞匯，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子女。在子女成長起來之後，過往的體制性問題造成的歷史空白，就自然而然傳遞到了子女的身上，必須由他們去填補和負擔。 　　社保的雙軌制，目前還在遭受強烈的輿論質疑，然而人們似乎都忘記了那些根本與任何一條軌都搭不上邊的老去的農民。 　　羅峰也曾想過，攢下來一點錢，為父母補繳社保，回家一問，一開始每人只要一兩萬元，現在已經上漲到了8萬元。補繳之後，父母每個月可領1000元左右。“一個是買不起了，另一個是，掐著指頭一算，這個交易似乎也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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