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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的歷史之味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史景遷對每一部作品都希望有所突破，因為每一部的題材、環境、人物都在變。他用第一人稱為康熙描摹自畫像，用日記體寫胡若望的遭遇，用圖片形式講述由晚清到1990年代的“中國世紀”……他的注腳別開生面，絕少有理論、術語出現，更像是支持文學敘述的相關史實的展示。 　　我並不想提出某些哲學的觀點或立場，或對文章的風格提出形而上的見解。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史學並不是要讓人費解。我總是盡可能用英文寫作，這是我的母語。但在我看來，這些史料從中文翻譯過來時，既可以保留分析性文字，又能將英文和中文的風格統一起來，從而使作品的文字比較優雅，這是我創作的一貫追求。這樣的話，讀者就能最大限度地獲取作品中的信息，同時擁有一種美學的體驗。 　　曾有學者說，史景遷書寫歷史的魅力就在於他掌握到讀者面對歷史時的微妙心境——歷史不是那麼冰冷遙遠，而是可供讀者投射情感、釋放想象的私人場域。這或許顛倒了因果：正因為歷史在史景遷那裡本就不是一團冰冷的學問，而是文化、文學、個人情感與想象的綜合體，所以，他那樣講故事，令讀者產生同樣的反應。 　　鄭培凱說，所謂講故事，從《荷馬史詩》、《聖經》、《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羅馬帝國衰亡史》開始，人類就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所謂史家，究其考據辭章，也都是在做重新整理知識、重新建構故事的工作；與史景遷中文名密切相關的史家司馬遷，一生所事，不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在根本上，史家都是從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眼光書寫著歷史。所以在西方，學生們總被告知，歷史就像彩虹，是有許多種光譜組成的。 　　“這也是歷史的迷人之處。”史景遷說。 　　他談到黃仁宇—— 　　我很欣賞黃仁宇教授的作品，我們曾在一起討論過歷史寫作的問題，發現彼此意氣相投。我覺得他的寫法是許多歷史寫作方式中比較坦率的一種。在《萬歷十五年》中，他採用了一種多重敘事、多點透視的方式，將多個人物的故事結合起來，以國家的視野，為歷史撰述提供了一種更為廣闊的視角。我對此十分感興趣。而我通常是以某個具體人物或某一類人物入手，來搭建精密的線索，從而深入挖掘歷史事件的真實內涵。 　　當史景遷出現在復旦大學文史講堂，過量的學生不得不被引進另一個分會場觀看錄像直播。台下，復旦文史研究院研究員董少新與本刊記者聊起當年閱讀遠東版史氏作品的感受：“他可以那樣結構、排布、設置懸念，吸引你讀下去。當時最大的收獲是：歷史原來可以這樣寫！雖然學界對他仍有爭議，但我相信真正偉大的歷史作品應該是這樣的。”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用將近一周時間細讀了尚未譯介引進的畫册《中國世紀》，難以放下。史景遷、金安平夫婦在1990年代中期通過各種渠道，在全世界範圍內收集了250多張罕見的歷史照片：晚清時以辮尾為規在黑板上畫圓的算學先生；三寸金蓮的真容；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門舊城樓；中國第一位在好萊塢從影的明星黃柳霜；內戰時車輪下的死屍與死馬，有幸得到醫治的傷員絕望的眼神；民國妓女們的茶歇；天災、逃難、外交、宗教、一個接一個的運動，還有那些改寫過歷史的大人物們……令人難以忘懷的，是那些普通中國人臉上的神情，這與史景遷一貫的眼光和美學相符；他的評述也同樣精准而令人深思。 　　1996年蘭登書屋剛剛出版此畫册時，聞一多的孫子聞丹青在倫敦書店看到，激動地打電話回國告知友人。本次為《南方人物周刊》攝影的雍和先生，當年為畫册貢獻了6張照片。 　　事實上，在史景遷此次來大陸的主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重譯史氏系列作品之外，他對當代中國的關切和把握，散落在正待引進的著作裡，散落在不同時期的訪談裡，散落在他為《紐約時報書評》所撰寫的每一篇有關中國的文章裡。譬如，他為基辛格《論中國》所寫的書評和對錢鐘書的《圍城》、莫言的《生死疲勞》的評論，以及為楊絳英文版《幹校六記》所作的序言。 　　在論《生死疲勞》的結尾處，他寫道：“書中描寫的許多性糾纏中，也顯現出了這種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來，中國的小說正在取得自己應有的地位，小說作者也在主張新的表達自由。” 　　史景遷對中國當代文學接觸不多，只讀譯成英文的。當記者報出他曾經引用過的兩位當代作家的名字，他表現出茫然——如同我們時常引用也未必讀過一樣。他倒是提到，中國的古典小說和戲劇，如《牡丹亭》、《金瓶梅》、《紅樓夢》如今越來越能引起西方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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